夏粮丰收“几乎是用钱砸出来的” 超1800万亩农作物受灾

8月末的正午，烈日炎炎，安徽芜湖鹤毛镇的圩埂上，十几台抽水机开足马力，将蓄积的洪水源源不断地输往另外一头。正在值守的村民张允军望着眼前泽国，愁眉不展。不远处，他家的屋顶露出水面，水下还有他耕种的60亩良田。

“一个晚上就淹没了。”张允军说，比起房子，更让他难过的还是水稻，“一直被当成孩子一样照料。”

对安徽而言，这是个特殊年景，夏天丰收的喜悦还未过去，一场席卷全省的大洪水便接踵而至。作为13个粮食主产省之一，安徽同时生产小麦、水稻两大主粮，其收成表现一定程度上是全国的风向标。

“今年我们抵抗的是最高风险，一次大面积、高强度、广范围的灾害。千百年来，我们能做的就是以丰补歉，尽最大努力减少损失。”安徽大学中国三农问题研究中心教授常伟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农业依然没有真正摆脱靠天吃饭，每年的粮食生产都是一根必须绷紧的弦。对农民而言，粮食安全不是抽象的口号，是实实在在的生存考验。

夏粮丰收“几乎是用钱砸出来的”

“田家少闲月，五月人倍忙。”安徽阜阳的种植大户罗应利今年度过了一个忙碌而丰收的夏天。5月27日，在他承包的1200亩麦田里，7台收割机同时开动，将近百万斤的小麦抢收入仓。

这一天，安徽省小麦主产区全面开机收割。高峰时期，安徽投入10.4万台收割机，最终以99%的机收率，耗时9天，完成4300万亩小麦的抢收工作。

焦魁是安徽亳州的一名农机手，经验丰富的他可以通过收割机仓容来判断麦地产量。5月14日，他率领团队300多名农机手，从湖北出发，一路北上，经河南南阳和驻马店、皖北、河南商丘、山东，最终在河北结束今年的收割季。“各地今年收成不错，总体上从南到北产量越来越高，差的亩产七八百斤，好的有上千斤。”

用阜阳话来说，种植大户罗应利在村中属于“面子人”。他是村中种水稻的第一人，最早引进插秧机，承包逾千亩土地的同时，还成立了社会化服务团队，拥有收割机、飞防机、拖拉机等多种农用器械，每年承接代耕代种业务达两三万亩。

罗应利给记者算了一笔账：种1亩小麦，投入种子100元、肥料150元、农药30元、收割60元、土地承包半年费用300元，成本合计约600元;1亩地收获800斤小麦，卖900元，净赚300元左右;用同样的方式计算，小麦收割后种1亩水稻，净赚约600元。综合下来，承包1200亩地，全年利润超百万元。

不过，罗应利强调，“好的年份才能赚钱”。虽然安徽实现了“十七连丰”，但对具体农户而言，通常是丰歉交替的，收成并不稳定。“只要没有特殊灾害，我都有把握种好。问题是，风调雨顺的年份太少了!”

安徽省农业农村厅向《中国新闻周刊》提供的数据显示，2020年安徽省夏粮总产量1671.9万吨，居全国第3位，较2019年增加14.9万吨，增幅为0.9%;亩单产394.41公斤，较上年提高4.94公斤，增幅为1.27%。

事实上，安徽今年夏粮的丰收来之不易。一位安徽跑农口的媒体人士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从播种、田管到收割，安徽集全省之力打了三场攻坚战，今夏丰收“几乎是用钱砸出来的”。

安徽省农业农村厅向《中国新闻周刊》提供的资料显示，去年秋种期间，安徽省遭遇40年来最严重的伏秋连旱。安徽省下了大功夫，才如期完成4239万亩的小麦播种任务。春管期间，疫情也构成一大挑战。“当时小麦返青了，但我们被禁止出村，农资下不去，农机也没法正常通行。”罗应利说。为此，安徽各地出台应对方案，让种植户分时、错峰下地，从而推进全省小麦苗情持续转化升级。

今年的夏粮，最让安徽“破费”的是赤霉病防治。赤霉病别名烂麦头，会引起苗枯、穗腐，对小麦的产量和品质构成主要威胁。“小麦抽穗、扬花耗时7至10天，在此期间，安徽下雨概率高，给赤霉病的发生创造了温度和湿度条件。”安徽农业大学退休教授胡承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赤霉病可防不可治，需要在小麦开花前后各喷一次药。“这个让农民来实施，难度很大，效益太低，于是需要政府介入。”据安徽省农业农村厅介绍，安徽今年的小麦赤霉病防治财政投入达到历史最高——全省财政共落实赤霉病防控财政资金6.28亿元，比上年增加4.23亿元。

“人努力，天帮忙。”阜阳市农业农村局种植业管理科科长侯子健如此概括今年夏粮丰收取得的原因：一是收割时天气好，二是投入了足够多的财力物力。

“夏粮总产和单产双创历史新高，实现‘十七连丰’，为稳定全年粮食生产奠定了坚实基础。”安徽省农业农村厅表示。对于“十七连丰”的说法，前述安徽媒体人士解释，丰收是个没有严格界定的概念，不一定代表产量增加，通常指相对稳定的产能。

安徽大学中国三农问题研究中心教授常伟认为，安徽夏粮“十七连丰”及主产区地位的取得，根源于其独特的自然禀赋——安徽地处我国南北过渡地带，气候适中，水旱兼有，一年多熟，适宜各种粮食作物生长。“秦汉时期，淮河流域就是全国最大的粮食主产区”。

安徽也是全国农村改革的先行省份。1978年，安徽发生百年不遇的特大干旱，凤阳小岗村的18户农民推行“大包干”，从而拉开中国农村改革的序幕。2000年前后，大量耕地被抛荒，安徽被定为唯一农村税费改革试点省份，直至2005年在全国率先取消农业税。

“2000年我们村撂荒的洼地太多了，那时水利设施条件差，收成不好。”就在2000年，阜阳颍上县人罗应利承包了150亩土地，此后逐步拓展成如今的1200亩。二十年来，他抓住了安徽每一次政策变革带来的机遇。

在罗应利的印象中，承包头几年，小麦产量长期低迷。2005年，安徽小麦亩产量降到比全国平均水平低10公斤。当年安徽农业大学退休教授、原农业部小麦专家组成员胡承霖上书省政府，提出一份主攻单产的小麦高产攻关方案，目标是实现“全省粮食5年增产50亿斤”。该方案随后被列入安徽“十一五”规划，在胡承霖等人带领下，安徽小麦单产连创历史新高，“十一五”期间小麦增产79.7亿斤，远超当初设定的50亿斤目标。经过多年高歌猛进，安徽粮食总产不断跃上新台阶，2019年达4054万吨，总产居全国第四。

产量上去的同时，安徽小麦逐渐形成结构性过剩，遇上新的发展瓶颈。“质量是个短板。以前安徽小麦强筋不强、弱筋不弱，安徽的面粉厂生产的面粉，总是比山东、河南的一袋要少5块钱。”安徽省颍上县管氏面制品有限公司总经理管士喜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伴随消费结构升级，制作面条、饺皮、面包、蛋糕等产品需用不同筋度的专用面粉。以往安徽种植的小麦品种混杂，当地企业只能生产通用面粉，无法满足高端市场的需求。

供需不匹配导致企业产品滞销，产生连锁反应，最终影响到农民的生产效益，给安徽的小麦生产带来危机。“国家实行托市收购后，南北一个价，我们卖不过别人，皖西北小麦市场陷入半瘫痪状态。”据管士喜介绍，后来当地政府召集面粉企业开会收集意见，最终出台“优质专用小麦”生产方案——由企业选种，农业部门配合选地，从2017年起推行。

管士喜选择了两个优质专用小麦良种，并和当地107户种植户签订了7万亩种植和收购合同，罗应利便是其中一家。今年夏收，管士喜出现在罗应利的收割现场。“一是监督他别把品种弄混了，二是怕他卖给别人。我们以高于常规小麦1毛钱的价格，直接从现场收走。”

“今年小麦容重、等级、不完善粒、赤霉病粒等品质关键指标均表现极其优异，属历史上少有的好年份。”安徽省农业农村厅的信息显示，夏粮丰收之下，安徽对全年粮食生产充满乐观预期。“小麦丰收大局已定，那么全年粮食产量的大头——水稻生产情况如何?”7月9日，安徽省农业农村厅在《安徽省水稻产业观察》一文中写道：“近日，农业农村部专家组走访了安徽省庐江县、怀远县、霍邱县3个典型县。调研发现，今年安徽水稻生产形势向好，后期继续加强管理，稳产增收不是问题。”

未料调研结束不久，一场几乎覆盖安徽全省的水灾席卷而至，安徽粮食生产的下半程陡生变数。

洪水“南北夹击”下的村庄

通往芜湖无为市鹤毛镇的路中断了。过了鹤毛大桥，返乡村民被迫下车，在铺设了十几根特大号水管的圩埂上跳跃穿行。圩埂左侧原本是绿油油的稻田，如今一片汪洋，只有零星的电线杆和屋顶露出水面。

这是一个圩田交错、地势低洼的小镇，长江支流西河、郭公河环绕而过。7月19日，镇上全长25公里的杨塘圩多处溃坝，高涨的河水倒灌入圩，淹没了鹤毛镇近8000亩的良田。

“上一次被淹，还是在1954年长江江堤破了的时候。”鹤毛镇鹤毛社区村民张允军从未遇见今年这么大规模的水灾。7月19日撤离后第二天，他跑回去看，发现自家房子和承包的60亩水稻都已沉入水底。

芜湖自三国时就兴建水利，围湖造田，素以“江南鱼米之乡”著称。这场洪灾，让芜湖尤其是其下属的无为市，面临部分粮食绝收的困厄。据无为市农业农村局提供给《中国新闻周刊》的数据，截至8月10日，无为市种植业受灾面积60.18万亩，成灾面积35.14万亩，绝收面积21.97万亩;农田水利基础设施损毁田间道路20.9万米，损毁灌排沟渠15.7万米，损毁桥涵闸687处。

“一成受灾的叫‘受灾’，三至八成受灾的叫‘成灾’，八成以上受灾的叫‘绝收’。”无为市农业农村局农业股副股长倪伟解释。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今年无为市水稻种植面积为84.65万亩，其中早稻4.8万亩、双晚稻3.6万亩、一季稻76.25万亩;经加权计算，今年无为市水稻预计总产约36.58万吨，与去年总产44.3万吨相比减少约7.72万吨。

“这次倾家荡产，什么都没了，一夜之间回到解放前。”洪水来临之前，张允军的60亩中稻刚进入灌浆期。他没有购买农业险，今年投入的3万多元成本打了水漂。如今，在鹤毛镇鹤毛社区，张允军家的房子和水田仍泡在齐腰深的水中。据张允军估计，离水退还需20来天。

安徽省内淮河、长江两岸支流、湖泊众多，全省共有河流2000多条，大小湖泊580多个。丰沛的水资源既滋养土壤，也埋下水患。今年汛期，长江、淮河水位同步上涨，给安徽造成“南北夹击”之势。

合肥市农业农村局种植业局局长李祥将合肥的灾情形容为“百年一遇”：“一是梅雨时间持续52天，创了合肥的历史纪录;二是降雨量大;三是巢湖水位创历史新高;四是受灾面积极大。”为给巢湖分洪，缓解城市防洪压力，自7月19日起，合肥启用了十八联圩、滨湖联圩、蒋口河联圩、沿河联圩、裴岗联圩等9个万亩以上大圩和186个中小圩口蓄洪泄洪，超10万人被转移安置。

李祥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合肥市今年种植水稻550万亩，受灾面积达235.5万亩，其中86.9万亩绝收，目前还有40余万亩稻田的洪水尚未退出。“要给洪水找出路，就意味着舍弃一些良田圩区。”巢湖研究院院长朱青曾向媒体表示。

同样因开闸泄洪做出牺牲的还有淮河沿岸。1950年夏天，淮河流域发生特大洪涝灾害，河南、安徽两省4000余万亩土地被淹。时至今日，淮河治理依然是个难题。

阜阳市颍上县位于淮河、颍河交汇处，淮河流经颍上78公里，沿淮有南润段、邱家湖、姜唐湖三段行蓄洪区，县境内低湖洼地占全县总面积42%。7月20日8时32分，淮河王家坝开闸泄洪。为保淮河下游安全，处于中游的淮河南润段、邱家湖、姜唐湖相继开闸蓄洪。“我们凌晨4点接到通知说中午12点放水，5点开始撤离，上午8点全部撤离完。”罗应利说。当天，他已经完成播种的1200亩水稻被淹。

颍上县是皖北为数不多能够种植水稻的地方。“我们的地是湖洼地，原本大家也不种水稻。2000年承包土地后，我开始实行小麦、水稻的分季种植。”罗应利说，早年收割小麦后村民习惯种植大豆，但因为水利条件差，经常遭遇水淹。后来他专程到南方学习水稻种植，并将夏收后的麦地改成水田。

颍上县上一次开闸蓄洪是在2007年，公开资料显示，2007年颍上县全县160万亩耕地有128.8万亩受灾。“那年政府给我的补偿标准是685元一亩，今年的标准还没下来。”罗应利提道。

一场丰收过后，水灾接踵而至，让罗应利等种植户猝不及防。他坦言，每年从播种开始，一颗心始终悬着，直到最后收获了才能安心：“自然灾害是我们面对的最大挑战，搞农业依然需要靠天吃饭。”

李祥则表示，近几年自然灾害更加频繁，粮食生产非常艰难，农民对农业投资的信心在减弱。“2016年大水，2018年大雪，2019年大旱，今年又是大水。”李祥叹道。对合肥市而言，今年粮食的生产实际上遭受了旱涝双重压力。据《合肥日报》6月报道，今春合肥市计划播种水稻550万亩，受去年秋冬旱情以及今年四五月份降雨偏少影响，全市水库塘坝蓄水严重不足。“据初步统计，全市100多万亩水稻因缺水无法按期播种。”

根据官方数据，截至8月2日，安徽全省农作物受灾面积1802.2万亩，成灾面积1141.4万亩，绝收面积555.3万亩;其中水稻受灾994.82万亩，成灾673.43万亩，绝收352.61万亩。全省农业因灾损失174.9亿元，其中种植业116.6亿元。

安徽是今年全国农作物受灾最严重的地区之一。8月13日，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秘书长周学文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透露，今年洪涝灾害导致6032.6千公顷农作物受灾，其中1140.8千公顷绝收，主要集中在长江中下游和淮河地区。

秋粮面临减产压力

小熊农场的农场主沈雄伟是一名80后，2016年自主创业，在无为市开城镇承包种植了900多亩的水稻和莲藕。第一年便遭遇大水，种植的600亩水稻有将近500亩绝收。今年他又种植了400亩水稻，亦悉数被淹，其中150多亩绝收。

洪灾发生一个多月了，大水尚未完全退去。沈雄伟蹲在田埂上，拨弄着被洪水浸泡过的禾叶。“这是我种的一部分早稻，水退后尝试收割了一些，品质太糟糕，做饲料都够呛。”沈雄伟说。

为了挽回损失，他果断地将原本种植单季稻的260亩改种为晚稻，但又额外增加了成本，“拖拉机翻田、人工插秧，平均每亩增加了360元的成本。”

“今年洪灾导致农业生产损失严重。我们要一手抓苗情转化，一手抓绝收田块补种，尽全力降低损失，保障粮食生产。”安徽省农业农村厅负责人表示。合肥市也明确提出，“要做到水退一块、抢种一块、补种到位”。市级财政先行预拨5000万元补助资金，用于种植业、设施农业恢复生产所需的改种补种的种子、化肥等农资购置。

合肥市农业农村局种植业局局长李祥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目前合肥已补改种45.72万亩，其中27万亩种的是“早翻晚”水稻。李祥表示，7月25日前可以用早稻翻晚稻改种，过了这个时间窗口，就容易受到寒露风的影响。“水稻被泡过以后，就像人劳累过度，免疫力就下降了，容易遭受稻瘟病、稻飞虱等病虫害。”李祥说。大灾之后，“虫口夺粮”比以往更加关键。

芜湖无为市则未雨绸缪，在洪水来袭之前便已做相应准备。“我们在7月20日前，就落实了‘早翻晚’种源10万公斤、肥料储备0.5万吨、农药储备300吨。”倪伟说。

“补改种讲究天时，我们这里比较尴尬的是，巢湖要排水，我们是必经之路，到现在还有十几万亩的农田泡在洪水里，不知道什么时候能补上。”倪伟提到，水稻、玉米等作物生产季节已过，无为市改补种工作开展步步维艰。

此前媒体报道，截至8月2日，安徽全省被淹农田尚未退水面积约有379.1万亩;全省已落实农作物补改种面积155.4万亩，其中已补改种晚稻92.6万亩，占水稻绝收面积的26.26%。

“我们一共有800多个圩子进水，长江、淮河流域有些圩子进水以前早稻还没有收割完。”8月13日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秘书长周学文介绍。他认为，今年的洪涝灾害对我国粮食安全不会有影响，“有一个规律，我们国家往往是大水之年是丰收之年。为什么丰收?因为我们国家水资源本来就短缺，丰水年水资源保障条件更好。”

但情况也许没这么简单。网上有不同声音认为，中国下半年粮食收成仍然面临不确定性：“2003年淮河全流域性大水，这年全国粮食产量是43069.53万吨，而前一年是45705.75万吨、后一年是46946.95万吨，显然2003年粮食歉收了。”

“全国情况不好说，但对我们灾区，大水之年就是大灾之年。”芜湖市鹤毛镇种植户张允军说。

今年国家给安徽下达的任务，是完成粮食播种面积10940.6万亩，粮食产量811亿斤。安徽省农业农村厅提供的资料提到，为确保如期完成这一任务，将按照“以村保乡、以乡保县、以县保市、以市保省”的要求，强化粮食生产属地责任，层层落实任务。

李祥表示，虽然往年也有明确任务要求，但今年是首次明文下达生产任务文件。“任务文件是3月份疫情期间下达的。因为疫情节点，口粮问题从中央到地方都越来越重视。越是困难时期，我们越要重视粮食，站在讲政治的高度来抓粮食生产、细化各区县任务。”

洪灾过后，“双控任务”被反复提及。8月12日，安徽省副省长张曙光到芜湖检查灾后恢复重建工作时强调：“要抓紧启动灾后农业生产恢复，充分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确保农民增收创富，确保全年粮食播种面积、粮食产量‘双控’任务顺利完成。”此外，安徽省农业农村厅亦发出通知，要求确保灾后粮食面积不减少、总产不降低，坚决完成粮食生产目标任务。

安徽受灾各地的补改种工作仍在进行。“我们的想法是，堤内损失堤外补，秋粮损失秋种补。短期抓补种，长期则要谋划秋种。”李祥说。罗应利的想法与其不谋而合：该补种补种，该抢种抢种，但作物有它的生长周期，因为补种影响小麦的农时，就得不偿失了，不如秋季再种一些好麦子。

李祥估计，今年合肥秋粮将减产10%~15%。农业专家胡承霖则认为，洪灾将使安徽秋粮减产三成左右，而秋粮占据全年粮食的大头，安徽今年将面临减产压力。

“最不愿意卖的渠道就是粮站”

阜阳市颍上县村民杨平种了20多亩地，今夏小麦收成1.6万斤。但他暂时并不打算卖粮。

往年收割后，他都直接卖给粮食经纪人。如果自存粮食，收割后还需晾晒、储存，耗时耗力。然而今年，包括他在内，整个村庄的村民几乎都未出售。“今年又是疫情又是洪水，老天不叫我们卖，怕没有吃的。”杨平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另一方面，他亦坦言“希望价钱还能再高点”。

与往年新粮上市时农民扎堆卖粮不同，今年像杨平一样自存自用或惜售的不在少数。“农民往年没有储粮习惯，今年因为疫情和洪灾，不少人认为可能出现粮食危机，所以想留点口粮。”阜阳市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副局长孙德清说。此外，据他了解，目前还有大量粮食在粮食经纪人手中。

粮食经纪人李先生证实了这一点。“去年能收个一万吨，今年只收上来五千多吨。我卖了一些，还有三四千吨存在仓里。”他今年以1.08~1.1元的价格收购，以1.12~1.13元的价格卖出，剩余粮食待价而沽，预期价位是1.23~1.24元。“搁过去早卖完了，但今年情况特殊，手上有粮才心安。”

农户和粮食经纪人的囤粮行为，几乎是一种全国性的普遍性现象。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披露截至8月5日的全国小麦累计收购量：4285万吨，同比减少了938万吨。具体而言，河南小麦累计收购量为912.4万吨，同比减少538.8万吨，下降幅度最大;其次是安徽，全省收购量为592.9万吨，同比减少了222.4万吨。

为何夏粮丰收，小麦的收购量反而大幅减少?《中国新闻周刊》调查发现，有相当比重的粮食或存在农民、粮食经纪人手中，或流向市场，而未被统计在内。阜阳市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提供的数据显示，截至8月20日，阜阳全社会累计收购约132万吨，比去年同期少6.4万吨;其中国有企业收购下降26.7万吨、政策性收购下降22.4万吨，非国有企业收购则增加了20.3万吨。

政策性收购由地方储备收购和最低价收购两项构成。其中，最低价收购又称托市收购，意指当市场收购价太低时，通过启动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由政府出面收购粮食，来确保种植户的利益。

安徽于6月10日启动小麦最低收购价预案，价格为标准品三等1.12元每斤。对此，种粮户杨平表示，最不愿意卖的渠道就是粮站：“要验收、定级，如果质量不合格还会被拒收，特别麻烦。相比之下，我更愿意卖给粮贩子，哪怕价格低一两分钱，因为他们会上门来收。”

学者孔令聪、李静在《粮食安全背景下的安徽省粮食生产》一文中分析认为，最低价收购虽然初衷是给农民以保障，实际上却限制了粮价，降低了农民种粮的收益，进而影响其种粮的积极性：“在粮食主产区……种粮成本迅速增加。相比之下，我国粮食价格保持相对稳定，很多用粮企业和收购企业就是参照最低收购价收购，无形中形成当前市场粮价由最低收购价来左右的实际情况。”

“几十年来，粮价都是论毛来算的，一斤粮食还不如一斤矿泉水值钱。”鹤毛镇村民张允军自嘲称，自己今年53岁，是村中农户里头最年轻的。“我夫妻俩一年有300天都在地里，没办法，我们一辈子都只会干这个。我的两个小孩都在外打工，不希望他们回来种田。”

安徽省既是农业大省也是劳务输出大省，常年外出务工人员近2000万。与此同时，农村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谁来种地”成为一个古老而现实的问题。不过，不少受访者对此并不担心。他们认为伴随越来越多的散户退出，土地集约化程度将进一步提高;而种植户尤其种植大户，不会轻易放弃种植主粮。

但据阜阳市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侯子健观察，“近年自然灾害频繁，种粮效益非常不好，大户退耕的也比较多，不像前几年那么有热情了。”为保障粮食生产，主产区地方政府给予了大量财政补贴，例如粮食风险基金、农业科技支出、惠农补贴、灾害补偿等。“前几年感觉农业充满了希望，政策补贴力度比较大，不少城里面创业成功的盲目到农村来投资。投了之后，发现不是那么回事。”

对来农村创业的小熊农场负责人沈雄伟来说，种植水稻是权衡利弊后的选择。2016年遭遇水灾后，他缩减水稻种植面积，扩种莲藕，试图将莲藕打造为农场的主要作物，未料隔年莲藕滞销，功败垂成。“跟莲藕比，水稻抗灾害能力弱，经济效益也低，但价格和销路有政府兜底。为了平衡创业风险，我还是会种一部分的水稻。”

粮食外调省的危机感

近年来，我国粮食主产省的商品粮供应能力发生了较大变化，粮食净调出省份从2003年的13个缩减至如今的5个，主销区和产销平衡区的自给率不断下降。在此背景下，安徽作为净调出省的地位愈加凸显。

“安徽2019年的粮食产量为4054万吨，根据每人每年400公斤的国际粮食安全标准线，可以养活1亿人。按照安徽常住人口6365万人来算，还富余1500万吨，按照安徽户籍人口7100多万人来算，也还有1200万吨。”常伟认为，安徽净调出的粮食“够养活一个浙江省或一个上海市”，这是安徽的底气所在。

他和同事张德元均认为，自然灾害对粮食供给能力的影响，一定程度上被高估了。“中国幅员辽阔，每一年在讲丰收的时候，都有局部存在自然灾害，只是今年灾害程度比较深。”张德元认为，安徽省作为粮食主产区之一，虽然今年受灾了，但从整体上看，“不至于有多大麻烦，依然会是粮食外调省。”

安徽农业大学退休教授胡承霖则认为，目前安徽粮食生产还处于紧平衡状态，“丝毫不能放松警惕”。“今年夏收接近正常年份，但也不算特别好。江淮淹水面积太大，病虫害就多了，估计秋粮得减少三成，甚至更多。”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去年发布的《中国的粮食安全》白皮书提到，目前我国谷物自给率超过95%，但从中长期看，中国的粮食产需仍将维持紧平衡态势：“从需求形势看，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人均口粮消费将稳中略降，饲料和工业转化用粮消费继续增加，粮食消费总量刚性增长，粮食消费结构不断升级。从生产形势看，农业生产成本仍在攀升，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趋紧，农业基础设施相对薄弱，抗灾减灾能力有待提升，在确保绿色发展和资源永续利用的同时，稳定发展粮食生产压力较大。”

张德元指出，从长期看，土壤问题构成安徽农业面临的更深层次危机。“过去多年高产量的持续保证，其实是对土地的掠夺。”常伟对此补充说，目前这个问题已经受到重视，无论是推行化肥、农药零增长，还是进行轮耕试点、桔梗还田，都是为了修复被过度利用的土壤。

土壤问题同样是胡承霖近年的关注重点：“过去多年的丰收，是通过化肥、农药等高投入赢来的，土壤面临的污染严重。”最近一段时间，他忙于向安徽省政府和农业农村部门递交自己的解决方案——一种减少化肥、农药、种子用量的绿色增产模式，一个以“每亩成本降100元，产量增100斤”为目标的“双百工程”。

91岁的胡承霖，依然是安徽麦田的守望者。他1953年毕业于南京农学院农学专业，此后数十年致力于小麦高产事业，至今还会到麦田做培育、测产等工作。“粒粒皆辛苦，几千年都是这样的情况。我希望活到100岁，见证老百姓真正‘手中有粮心不慌’的时刻。”

“今次洪涝灾害提醒安徽，必须居安思危。”胡承霖认为，安徽现有的农田水利设施薄弱，难以应对频繁发生的自然灾害。《粮食安全背景下的安徽省粮食生产》一文亦提到，按照农业部相关划分标准，安徽全省共有中低产田4094万亩，占总耕地面积的66%;水利基础设施薄弱、抗灾能力不强，是安徽粮食稳产增产的突出制约因素。

大灾之下，今年的“双控”任务如何完成?无为市农业农村局倪伟表示，上级部门在综合考核时会考虑地方灾情因素，“压力更大的是农民，今年得过个苦年”。

(应采访对象要求，文中张允军、杨平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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