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文物调查重新上路 基层文保面临人手人才两缺难题

再大的遗址一两个人挖，再珍贵的文物不知道是啥：基层文保人手人才两缺

2020年下半年以来，我国许多重要考古遗址重启发掘，各地基层文物调查重新上路。在考古研究与文物保护对文明传承和文化自信的重要意义日益为世人所认同之际，我们也需要看到，热火朝天的考古事业新局面之下，基层文物保护仍受制于人手人才两缺困境，田野间茕茕独行的孤军，在许多地方仍是一线文保工作者的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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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年，5000平方米遗址，一个人

“我负责凌家滩2008年至2018年的发掘工作，不管是考古所，还是我个人，都很想把这个重大遗址发掘好、研究好，这里有很多工作需要做、值得做。但实在是太缺人了，10年来基本上就我自己在干，没有固定团队，工作进展明显不理想。”回首往事，吴卫红不免一叹。

吴卫红是安徽大学历史系教授、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原研究员。他念兹在兹的凌家滩遗址位于安徽省含山县境内，距今约5300年，为学界公认的中华文明起源和形成阶段代表性遗存，也是迄今已知中国史前三大玉文化中心之一。

“缺人”堪称困扰我国考古界已久的顽症。以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为例，现时所内能从事考古发掘的研究人员只有20余人，却要负责安徽全境14万平方千米内的发掘工作，长期只有1至2人负责凌家滩发掘。

2008年之前，凌家滩遗址研究只能在玉器方面做点工作。吴卫红接手后，对凌家滩社会组织的研究有了眉目，聚落的系统分析也提上日程，只是，以一己之力探究上百万平方米遗址的奥秘，他每天都恨自己没有三头六臂……

“各级政府都很重视凌家滩，钱不是问题，关键是缺人。”吴卫红说，“前几年我真没办法了，跑到网上发英雄帖，招募志愿者，还真招来了几位热爱考古的学生，帮了不少忙，但毕竟不是长久之计啊!”

2020年6月，凌家滩遗址启动新一轮发掘工作，人手紧缺问题仍未缓解。负责此番发掘的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第一考古研究室副主任张小雷说：“2020年，凌家滩发掘增加了一个人，不过，考虑到所里各类急活层出不穷，我们这两个人也很难保证同时在工地。”

据悉，自1987年发掘以来，面积超220万平方米的凌家滩遗址，总发掘面积仅有不到5000平方米，占比不足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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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不来人，更招不来学考古的人

“我们的第一要务是把遗址保护好，但是这儿考古专业人才一名也没有，是最让我们头疼的问题。”湖北省大冶市铜绿山古铜矿遗址保护管理委员会规划建设科科长王怡仕说。

距今3500多年的铜绿山古铜矿遗址是我国开采时间最早、生产时间最长、发掘规模最大、保存也最为完整的古铜矿遗址，先民冶炼技术之先进令人赞叹。遗址1994年、2012年两次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预备清单》;2001年被评为中国20世纪100项重大考古发现。

为了保护好遗址，当地特意成立了保护管理委员会。“大冶虽然是全国百强县，但远离大城市，人均年收入也只有六七万元，专业人才根本看不上。”管委会副主任胡幺琼说，“单位职工14人，只有一人地质专业出身，还算和遗址保护沾边，以前来过学历史和考古的，都跳槽了。前不久我们下力气去省文物考古所挖人，结果所里不在编制的都不想来。”

由于没有懂行的人，古铜矿遗址研究保护步履维艰。“遗址本体出了病菌，我们都不知道怎么弄，请了据说专业的人来杀菌，也不知道他搞得对不对。”王怡仕说。

半月谈记者走访长江沿岸多家基层文保单位发现，专业人才“招不来、留不住”的现象非常普遍。同时，一些地方在机构改革时将文物保护部门一撤了之，保护力量大为削弱，更是普遍问题。重庆市一位考古界人士介绍，重庆好多区县的文管所、博物馆都只有三五名工作人员。

“重庆38个区县，挂出文物局牌子的只有忠县。”重庆市文旅部门一位负责人说，“全市考古文博系统市级编制倒是将近2000人，但分到38个区县只有530人，保护人手都不够，哪还能搞研究?”

“现在盗墓还很猖獗，有些出文物的大县一个管文物保护的人都没有，要岗位没岗位，要资金没资金，靠什么和盗墓团伙斗?”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韩建业说。

记者手记

送文保人才下乡，路在何方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破解基层文保人才匮乏这一“老大难”问题，需要新智慧，更需要定力与耐心。

从文物保护部门队伍建设仍受制于事业单位编制的现实出发，欲求壮大基层文保队伍，理应结合各地实际，合理扩充文保单位编制，名额向一线倾斜。同时，在人才激励机制改革上下功夫、动真格。揽才用才，决不能仅讲情怀不讲待遇，从提升收入水平、调整评价机制，到解决人才后顾之忧的各方面保障，再到基层人才的合理流动、及时充电等“软性政策”，应该让人才看到诚意。

实际上，解决基层文物保护的人力配置问题，也可有更灵活思路。一方面，各级文物部门应积极寻求与设置考古学相关专业的高校合作，在基层文保单位设置不同形式的实习基地，条件成熟的话还可设法安排高校在大遗址或基层文保单位集中区域设置研究机构。如此一来，既为高校培养有实践经验的考古人才提供了空间，也能定期输送年轻血液充实基层文保力量。另一方面，有条件的地区也可以寻求多元化支持，与有诚意的社会力量合作，但需警惕打着保护的旗号搞过度开发。

此外，借着乡村人才振兴的东风，上级文物部门应适时考虑“送文保技能下乡”，在基层文保单位密集、考古工作任务重大的区域，可以就地开展文保主题培训，在乡亲们中间普及文物知识与相关法规，令老乡形成保护文物的自觉，带出一支支遍布乡野、不走也不散的文保工作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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