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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浙“两头婚”现象 新形式婚姻会不会影响夫妻间感情?

“不嫁不娶”“两家拼拼”,小夫妻成家后依旧与双方原生家庭保持一定“黏性”,同时他们一般会生育两个小孩,并且一家一个姓……这种被称为“两头婚”的婚姻形式,在江浙以及中西部零星几个城市流行,并悄然改变中国传承千百年的家庭社会关系。

据专家分析,这种婚姻方式与地区经济发展和此前的人口生育政策相关,特别是来自独生子女家庭希望姓氏延续的需求。同时,二孩政策为“两头婚”流行提供了现实契机。

我国幅员辽阔,文化差异巨大,社会各界对“两头婚”现象也争论不休,有人说这是“两家亲”,有人却说这是“两头昏”。

那么,新形式婚姻会不会影响夫妻间感情?与父母居住,年轻夫妻是否会缺少独立自觉与责任担当?一家一个姓,孩子对家庭身份的认同、兄弟姐妹的情感如何保证?“两头婚”需要“两个娃”,女人是否没有了生娃自主权?对此,新华每日电讯记者与“两头婚”的践行者以及专家交谈,以期展示真实的“两头婚”。

“我是家中独女,我不想嫁出去”

杭州西郊的民丰村,距离杭州未来科技城以及淘宝城5公里。随着城市发展,这里面临着“从村到城”的剧烈转变。

晓晓和老公都是民丰村村民,“从我公婆家到我自己家,只要5分钟路程。”晓晓说,2010年她和老公结婚后,育有两个女儿,大的10岁,小的7岁。按照婚前约定,大女儿跟晓晓姓,二女儿跟她老公姓。

“生两个孩子,各自随父母姓”是“两头婚”的一个重要特征。“我俩谈恋爱时,我就问过他,同不同意实行‘两头婚’,他回去和父母商量几天后,就同意了。”晓晓说,“我是家中独女,我不想嫁出去,也不喜欢找上门女婿,‘两头婚’方式挺好,形式比较中和。”

在晓晓看来,“两头婚”最重要的是事前协商。双方的沟通和父辈的开明是关键——只要双方事先商量好,婚后父母不过多干预夫妻生活和子女教育,男女双方对孩子的冠名权契约式遵守,“两头婚”也可以很融洽。

2011年,双独二孩政策的放开,为“两头婚”提供了政策契机。

晓晓的高中同学小琪,也是本村人,她和老公也实行“两头婚”。在2011年办喜事时,小琪老公曾准备一些彩礼,但小琪家拒绝了。男方不提彩礼,女方不办嫁妆。“两头婚”改变了过去“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的旧观念,女儿仍是原生家庭的顶梁柱和门户。因为“两头婚”在当地是流行的做法,两家沟通成本很低,几乎是“水到渠成”。

“在民丰村,村民采用夫妻‘两头婚’、孩子‘两头姓’的双系婚育制度来调节‘独女户’家庭出现的传宗接代、老年人赡养、财产继承等诸多困境,这已成为当地非常普遍的选择。”浙江外国语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赵春兰说。民丰村是赵春兰的田野观察点,她调研发现这里的“80后”已婚人群中,“两头婚”的比例超过七成。

赵春兰追访了20多对“两头婚”家庭,她总结了“两头婚”的几个特征:一是夫妻俩生两个小孩,并事先商量好,一家一个姓;二是男方没有聘礼,女方也不出嫁妆;三是女性户口不迁出,继续担当原生家庭男性化的社会角色(比如祭祖等);四是成家后,夫妻俩(包括小孩)轮流到男方或女方家各住一段时间。

“选择‘两头婚’的家庭大都条件相当,甚至女方条件优于男方,双方父母也比较认可‘两头婚’的理念。”赵春兰说,大多数“两头婚”是本地两个家庭的结合,男方理解女方家庭传宗接代的需求。对于女性来说,“两头婚”既可孝顺公婆,也可照顾父母,这是男女双方及家长共同做出的选择。

而“两头婚”,也让晓晓、小琪有了与传统“嫁娶婚”不一样的际遇。例如传统上,由各家男丁承担参与的社区活动,也可以由女儿或女婿参加。比如,喝龙灯酒,“嫁”出去的女儿也可以回来参加;女婿也可以跟儿子一样划龙舟,在“两头婚”中,女儿承担儿子一样的角色,既继承父母遗产,也承担赡养父母的责任。

“‘两头婚’让传统和现代实现了和解。”赵春兰认为,民丰村的社会经济环境使得当地村民思维较为开放,更能接受新事物。同时,他们的思维又比较传统,有着比较浓重的传宗接代观念。“‘两头婚’体现出‘人是活的’这一特征,这些家庭主动对传统文化系统进行调整,在依循地方规制的同时,又对传统规制进行创新。”

赵春兰发现,目前除了江浙地区,云南、贵州、甘肃等地也零星出现了“两头婚”例子。

不仅仅是地域的跨度,“两头婚”时间的跨度也比外界想象得更长。赵春兰说,费孝通先生早年在《江村经济》,写到当地新的婚姻形式时,用的词是“两头挂花幡”;1988年,张乐天老师在浙北陈家场做调查时,也提到过这种婚姻形式,只不过当时没有流行“两头婚”的社会基础。

“与父母一起住,意味着陪伴”

男不言娶,女不叫嫁。

结婚以后,晓晓和老公轮流到双方父母家居住,并且以小家庭“举家搬迁”方式居住,而非一边带一个娃、两边分开住。“有时在婆婆家住几天,有时在我妈妈家住几天,关系也很轻松。”晓晓坦言,“就算我们另外买了婚房,我也不想出去住,我很享受这样的生活状态。”

“我是独生女,我爸妈也希望我未来能够多陪伴他们,给他们养老。”小琪说,网上很多评论,说和父母住是“啃老”“不独立”的表现。“我非常不认可,独立并不意味着要和父母分开居住,我和我老公经济独立,同时在生活、育儿等方面,父母都尊重我们的想法,几乎不会插手。一块住更意味着相互陪伴,父母也觉得家里热闹是好事。”

受访的多个“两头婚”家庭表示,他们很享受现在的生活状态。尤其是有孩子以后,父辈的帮忙照料也能帮助他们减轻工作生活中的诸多负担。而且两边换着住,也给双方父母带来生活的乐趣和精神的慰藉。

“其实,‘两头婚’更强调‘合’,而不是‘分’。一般说来,都是夫妻双方共同承担长辈的养老问题。同时,对于下一代子女的教育问题,两家也会共同出力,年轻人的生活压力也会小很多。”赵春兰说。

家住杭州的王倩(化名)和丈夫也是“两头婚”。“我们家的相处方式,倒没有统一叫爷爷奶奶,但我知道不少家庭是这么做的,或者倒过来叫,就是跟女方姓的孩子,叫女方父母为爷爷奶奶,叫男方父母为外公外婆。”王倩说,现在孩子还小,财产问题以及孩子跟上一辈的关系处理问题都没有显现出来,“但我想,现在大家都想通了,肯定会一碗水端平。”

“‘两头婚’是年轻夫妇们的新选择,但与原生家庭有着较大的黏性。”浙江省婚姻家庭协会会长谢需提出了她的担忧,“‘两头婚’中,小夫妻如果遇到矛盾了,就各住各家,一味依靠父母来解决矛盾,没有让小孩经历家庭的初建、成长、矛盾、波折的过程,这不利于下一代认知家庭观念,也不利于婚姻稳定。”

也有网友认为,“两头婚”的概念几近于“两个娃”“两个姓”,没有绕过生育问题,言辞激烈者甚至认为“两头婚”中,女性被“施舍”了一个孩子的冠姓权,继而心甘情愿被生育责任绑架,“女人变成生育工具”。

“这给我们贴上莫须有的标签,我很生气。”晓晓说,生过小孩和没生过小孩的观念差距很大,“我生两个小孩很幸福,父母给我们的空间很大,如果双方家庭选择了‘两头婚’就已经考虑好了生两个小孩,如果一对夫妻只想要一个小孩,就不一定选择‘两头婚’。”

赵春兰认为,“两头婚”出现与当地女性社会地位提升、自我价值觉醒有很大关系。“‘两头婚’当然与生育问题有很大相关性。但实际上,我们如果回到生活本身,女性生育孩子不仅仅是一种责任,也是个体获得不同阶段人生圆满的一种自我实现。”

不时上演的姓氏暗战

婚姻,总有几家欢喜几家愁,“两头婚”里也不例外。其中最多的就是存在于“两头婚”里的姓氏暗战。

家住杭州萧山的余苹(化名)就有这方面的烦恼,“老二1岁多了,连户口都没有上。”余苹说,“我父母很坚持,要让老二上到我们家户口里。因为我父母在萧山的农村还有宅基地,我父母觉得把小孩户口挂在我家合适,而且现在都是独生子女,跟谁姓也应该‘平等’。”

余苹也道出了父母想法背后的原因:说起当初结婚,余苹家条件较好,婚车是女方准备的,婚房、喜酒女方也出力多些。“父母觉得身边有不少人‘两头婚’,就催着我生二胎,怀孕了但孩子跟谁姓迟迟没谈拢,没想到生出来后有这么多的麻烦。”

“还有一个原因是,萧山这边祖辈墓碑后面刻后代名字须是同姓才有资格,我父母也有这方面的考虑,他们也想有个跟他们姓的后代。”余苹说。

话锋一转,“但我老公在萧山农村也有宅基地,感觉跟我家姓他会很没面子。”余苹说,现在两边闹得很僵,等到老二要上学了,这个问题一定要解决。余女士说:“其实我跟老公关系都很好,就是这个问题僵持不下。”

杭州市余杭区婚姻登记处婚姻情感咨询师林宁光说,不排除孩子两个姓之后,爷爷奶奶或外公外婆对各自姓氏小孩的偏爱,甚至将己方财产直接让本姓氏的小孩继承,进而带来一些矛盾纠纷等。

通过中国裁判文书网检索,2014年浙江省海宁市人民法院曾就一起“两头婚”离婚纠纷做出过判决,从该起案件中,我们可以一窥“两头婚”所面临的法律难题。

小丽与小明(均系化名)经人介绍相识后登记结婚,登记后双方按本地“两头婚”习俗举行婚礼,婚后轮流到双方父母家居住,并生育一子。由于小丽与小明性格不合,婚后经常为住哪一边发生争执,双方均认为夫妻感情已经破裂。2014年4月经亲戚调解,双方已就离婚事宜达成一致,但对子女抚养、财产分割等事项意见相左。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法官助理秦鹏博认为,在小丽与小明的离婚纠纷中,双方在协商中最大的分歧源于子女抚养、财产分割等事项,这也是“两头婚”中面临的核心问题。例如父母可以只抚养随自己姓的孩子而拒绝抚养另一个孩子吗?随姓的小孩可以只赡养单方的爷爷奶奶吗?没有随姓的子女可以继承父母、祖父母的遗产吗?婚后夫妻财产归各自所有需要哪些法律条件?

北京盈科(金华)律师事务所律师严亮奇也表示,“两头婚”,法律不禁止就可行,法律不禁止就给“两头婚”创造了条件。“但风俗不能排除法律,要防止守了风俗,却违了法。”严亮奇表示,例如民法典在婚姻家庭篇中对于子女抚养做了详细规定, 抚养的义务不因小孩跟随哪一方的姓氏而改变。

浙江弘源律师事务所律师姚璐佳认为,如果因为离异而需要给孩子改名,现行政策下需要孩子父母双方在场,改名也会存在困难。此外,如果存在家庭财产混同的情况,在离婚时处理财产分割要区分出哪些属于父母的财产,此时负有举证责任的一方在取证时会有一定的难度。

“两头婚”会是未来主流吗?

赵春兰说,“两头婚”不幸福的案例有不少,但现实情况是,“两头婚”被越来越多实践,大家对于这种婚姻的接受度也在不断提高,人们在借鉴失败案例和不断磨合中寻找平衡。

那些幸福的“两头婚”家庭有一个共性:即“父辈的妥协”——子代需要有自己的生活主张,父辈也需要更加开明,双方家庭的默契度随着协商与磨合提升,矛盾就会慢慢减少。尤其是双独家庭,“两头婚”让“老一代可以缓解养老压力,年轻一代可以缓解育儿压力”。

杭州市上城区公益红娘楼建忠认为,“两头婚”将会越来越多,现在的相亲市场里,女性不弱于男性甚至强于男性的经济基础,为践行“两头婚”提供了条件。例如城乡接合部,拆迁后一分就是三四套房,女方有婚房,而男方暂时没有婚房很普遍。另外,“两头婚”能带动一批单身男女更有意愿走进婚姻殿堂。

“‘两头婚’体现父母一辈以及新一代年轻人思想更开明,前几天我还走访一家‘两家拼拼’的婚姻,男方父母主动到女方父母家吃饭,他们说‘两头婚’只是形式上变化,实质和传统婚姻没有多大差别。我认为‘两家拼拼’是一个趋势。”楼建忠说。

不过多数专家对此持保留态度。“中国幅员辽阔,地域文化差异较大,不是所有的地方都会接受这种形式,‘两头婚’还是要因地制宜、因人制宜。”赵春兰说。

有评论指出,“两头婚”并不是一种出于男女平等观念的主动选择,而是计划生育政策下的副产品,它具有极大的暂时性和不稳定性,“这种仍旧建立在传统父权制上的公平,是摇摇欲坠的”。

此前,有一项2032名网友参与的投票调查显示,47.5%的受访者认为孩子应该随父亲姓,54.7%的受访者能接受孩子随母亲姓,23.2%的受访者则表示不能接受“两头婚。

记者采访一些在杭州打拼落户的年轻人,询问他们是否愿意实行“两头婚”,有些人明确表示不愿意,年轻人小张说:“在孩子入学签名时,当我写的小孩姓名是其他姓时,别人会考虑孩子是不是我亲生的、觉得我是不是上门女婿……所以,我不同意‘两头婚’。”

有外界认为,“两头婚”既然有不少问题和冲突,夫妻间的感情会好吗?

林宁光认为,幸福的婚姻,夫妻双方必须得正确认识什么是“爱”,那就是“我愿意为你”而不是“你要为我”,所以当人们把婚姻当成一种交易,通常这种幸福也是难以持久的。

一些受访的“两头婚”家庭认为,传统“嫁娶婚”也有不幸福的,不能因极个别不幸福的“两头婚”案例否定了所有的“两头婚”,“两头婚”其实比想象中美好。

标签: 两头婚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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