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浙“两头婚”现象 新形式婚姻会不会影响夫妻间感情?

“不嫁不娶”“两家拼拼”，小夫妻成家后依旧与双方原生家庭保持一定“黏性”，同时他们一般会生育两个小孩，并且一家一个姓……这种被称为“两头婚”的婚姻形式，在江浙以及中西部零星几个城市流行，并悄然改变中国传承千百年的家庭社会关系。

据专家分析，这种婚姻方式与地区经济发展和此前的人口生育政策相关，特别是来自独生子女家庭希望姓氏延续的需求。同时，二孩政策为“两头婚”流行提供了现实契机。

我国幅员辽阔，文化差异巨大，社会各界对“两头婚”现象也争论不休，有人说这是“两家亲”，有人却说这是“两头昏”。

那么，新形式婚姻会不会影响夫妻间感情?与父母居住，年轻夫妻是否会缺少独立自觉与责任担当?一家一个姓，孩子对家庭身份的认同、兄弟姐妹的情感如何保证?“两头婚”需要“两个娃”，女人是否没有了生娃自主权?对此，新华每日电讯记者与“两头婚”的践行者以及专家交谈，以期展示真实的“两头婚”。

“我是家中独女，我不想嫁出去”

杭州西郊的民丰村，距离杭州未来科技城以及淘宝城5公里。随着城市发展，这里面临着“从村到城”的剧烈转变。

晓晓和老公都是民丰村村民，“从我公婆家到我自己家，只要5分钟路程。”晓晓说，2010年她和老公结婚后，育有两个女儿，大的10岁，小的7岁。按照婚前约定，大女儿跟晓晓姓，二女儿跟她老公姓。

“生两个孩子，各自随父母姓”是“两头婚”的一个重要特征。“我俩谈恋爱时，我就问过他，同不同意实行‘两头婚’，他回去和父母商量几天后，就同意了。”晓晓说，“我是家中独女，我不想嫁出去，也不喜欢找上门女婿，‘两头婚’方式挺好，形式比较中和。”

在晓晓看来，“两头婚”最重要的是事前协商。双方的沟通和父辈的开明是关键——只要双方事先商量好，婚后父母不过多干预夫妻生活和子女教育，男女双方对孩子的冠名权契约式遵守，“两头婚”也可以很融洽。

2011年，双独二孩政策的放开，为“两头婚”提供了政策契机。

晓晓的高中同学小琪，也是本村人，她和老公也实行“两头婚”。在2011年办喜事时，小琪老公曾准备一些彩礼，但小琪家拒绝了。男方不提彩礼，女方不办嫁妆。“两头婚”改变了过去“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的旧观念，女儿仍是原生家庭的顶梁柱和门户。因为“两头婚”在当地是流行的做法，两家沟通成本很低，几乎是“水到渠成”。

“在民丰村，村民采用夫妻‘两头婚’、孩子‘两头姓’的双系婚育制度来调节‘独女户’家庭出现的传宗接代、老年人赡养、财产继承等诸多困境，这已成为当地非常普遍的选择。”浙江外国语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赵春兰说。民丰村是赵春兰的田野观察点，她调研发现这里的“80后”已婚人群中，“两头婚”的比例超过七成。

赵春兰追访了20多对“两头婚”家庭，她总结了“两头婚”的几个特征：一是夫妻俩生两个小孩，并事先商量好，一家一个姓;二是男方没有聘礼，女方也不出嫁妆;三是女性户口不迁出，继续担当原生家庭男性化的社会角色(比如祭祖等);四是成家后，夫妻俩(包括小孩)轮流到男方或女方家各住一段时间。

“选择‘两头婚’的家庭大都条件相当，甚至女方条件优于男方，双方父母也比较认可‘两头婚’的理念。”赵春兰说，大多数“两头婚”是本地两个家庭的结合，男方理解女方家庭传宗接代的需求。对于女性来说，“两头婚”既可孝顺公婆，也可照顾父母，这是男女双方及家长共同做出的选择。

而“两头婚”，也让晓晓、小琪有了与传统“嫁娶婚”不一样的际遇。例如传统上，由各家男丁承担参与的社区活动，也可以由女儿或女婿参加。比如，喝龙灯酒，“嫁”出去的女儿也可以回来参加;女婿也可以跟儿子一样划龙舟，在“两头婚”中，女儿承担儿子一样的角色，既继承父母遗产，也承担赡养父母的责任。

“‘两头婚’让传统和现代实现了和解。”赵春兰认为，民丰村的社会经济环境使得当地村民思维较为开放，更能接受新事物。同时，他们的思维又比较传统，有着比较浓重的传宗接代观念。“‘两头婚’体现出‘人是活的’这一特征，这些家庭主动对传统文化系统进行调整，在依循地方规制的同时，又对传统规制进行创新。”

赵春兰发现，目前除了江浙地区，云南、贵州、甘肃等地也零星出现了“两头婚”例子。

不仅仅是地域的跨度，“两头婚”时间的跨度也比外界想象得更长。赵春兰说，费孝通先生早年在《江村经济》，写到当地新的婚姻形式时，用的词是“两头挂花幡”;1988年，张乐天老师在浙北陈家场做调查时，也提到过这种婚姻形式，只不过当时没有流行“两头婚”的社会基础。

“与父母一起住，意味着陪伴”

男不言娶，女不叫嫁。

结婚以后，晓晓和老公轮流到双方父母家居住，并且以小家庭“举家搬迁”方式居住，而非一边带一个娃、两边分开住。“有时在婆婆家住几天，有时在我妈妈家住几天，关系也很轻松。”晓晓坦言，“就算我们另外买了婚房，我也不想出去住，我很享受这样的生活状态。”

“我是独生女，我爸妈也希望我未来能够多陪伴他们，给他们养老。”小琪说，网上很多评论，说和父母住是“啃老”“不独立”的表现。“我非常不认可，独立并不意味着要和父母分开居住，我和我老公经济独立，同时在生活、育儿等方面，父母都尊重我们的想法，几乎不会插手。一块住更意味着相互陪伴，父母也觉得家里热闹是好事。”

受访的多个“两头婚”家庭表示，他们很享受现在的生活状态。尤其是有孩子以后，父辈的帮忙照料也能帮助他们减轻工作生活中的诸多负担。而且两边换着住，也给双方父母带来生活的乐趣和精神的慰藉。

“其实，‘两头婚’更强调‘合’，而不是‘分’。一般说来，都是夫妻双方共同承担长辈的养老问题。同时，对于下一代子女的教育问题，两家也会共同出力，年轻人的生活压力也会小很多。”赵春兰说。

家住杭州的王倩(化名)和丈夫也是“两头婚”。“我们家的相处方式，倒没有统一叫爷爷奶奶，但我知道不少家庭是这么做的，或者倒过来叫，就是跟女方姓的孩子，叫女方父母为爷爷奶奶，叫男方父母为外公外婆。”王倩说，现在孩子还小，财产问题以及孩子跟上一辈的关系处理问题都没有显现出来，“但我想，现在大家都想通了，肯定会一碗水端平。”

“‘两头婚’是年轻夫妇们的新选择，但与原生家庭有着较大的黏性。”浙江省婚姻家庭协会会长谢需提出了她的担忧，“‘两头婚’中，小夫妻如果遇到矛盾了，就各住各家，一味依靠父母来解决矛盾，没有让小孩经历家庭的初建、成长、矛盾、波折的过程，这不利于下一代认知家庭观念，也不利于婚姻稳定。”

也有网友认为，“两头婚”的概念几近于“两个娃”“两个姓”，没有绕过生育问题，言辞激烈者甚至认为“两头婚”中，女性被“施舍”了一个孩子的冠姓权，继而心甘情愿被生育责任绑架，“女人变成生育工具”。

“这给我们贴上莫须有的标签，我很生气。”晓晓说，生过小孩和没生过小孩的观念差距很大，“我生两个小孩很幸福，父母给我们的空间很大，如果双方家庭选择了‘两头婚’就已经考虑好了生两个小孩，如果一对夫妻只想要一个小孩，就不一定选择‘两头婚’。”

赵春兰认为，“两头婚”出现与当地女性社会地位提升、自我价值觉醒有很大关系。“‘两头婚’当然与生育问题有很大相关性。但实际上，我们如果回到生活本身，女性生育孩子不仅仅是一种责任，也是个体获得不同阶段人生圆满的一种自我实现。”

不时上演的姓氏暗战

婚姻，总有几家欢喜几家愁，“两头婚”里也不例外。其中最多的就是存在于“两头婚”里的姓氏暗战。

家住杭州萧山的余苹(化名)就有这方面的烦恼，“老二1岁多了，连户口都没有上。”余苹说，“我父母很坚持，要让老二上到我们家户口里。因为我父母在萧山的农村还有宅基地，我父母觉得把小孩户口挂在我家合适，而且现在都是独生子女，跟谁姓也应该‘平等’。”

余苹也道出了父母想法背后的原因：说起当初结婚，余苹家条件较好，婚车是女方准备的，婚房、喜酒女方也出力多些。“父母觉得身边有不少人‘两头婚’，就催着我生二胎，怀孕了但孩子跟谁姓迟迟没谈拢，没想到生出来后有这么多的麻烦。”

“还有一个原因是，萧山这边祖辈墓碑后面刻后代名字须是同姓才有资格，我父母也有这方面的考虑，他们也想有个跟他们姓的后代。”余苹说。

话锋一转，“但我老公在萧山农村也有宅基地，感觉跟我家姓他会很没面子。”余苹说，现在两边闹得很僵，等到老二要上学了，这个问题一定要解决。余女士说：“其实我跟老公关系都很好，就是这个问题僵持不下。”

杭州市余杭区婚姻登记处婚姻情感咨询师林宁光说，不排除孩子两个姓之后，爷爷奶奶或外公外婆对各自姓氏小孩的偏爱，甚至将己方财产直接让本姓氏的小孩继承，进而带来一些矛盾纠纷等。

通过中国裁判文书网检索，2014年浙江省海宁市人民法院曾就一起“两头婚”离婚纠纷做出过判决，从该起案件中，我们可以一窥“两头婚”所面临的法律难题。

小丽与小明(均系化名)经人介绍相识后登记结婚，登记后双方按本地“两头婚”习俗举行婚礼，婚后轮流到双方父母家居住，并生育一子。由于小丽与小明性格不合，婚后经常为住哪一边发生争执，双方均认为夫妻感情已经破裂。2014年4月经亲戚调解，双方已就离婚事宜达成一致，但对子女抚养、财产分割等事项意见相左。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法官助理秦鹏博认为，在小丽与小明的离婚纠纷中，双方在协商中最大的分歧源于子女抚养、财产分割等事项，这也是“两头婚”中面临的核心问题。例如父母可以只抚养随自己姓的孩子而拒绝抚养另一个孩子吗?随姓的小孩可以只赡养单方的爷爷奶奶吗?没有随姓的子女可以继承父母、祖父母的遗产吗?婚后夫妻财产归各自所有需要哪些法律条件?

北京盈科(金华)律师事务所律师严亮奇也表示，“两头婚”，法律不禁止就可行，法律不禁止就给“两头婚”创造了条件。“但风俗不能排除法律，要防止守了风俗，却违了法。”严亮奇表示，例如民法典在婚姻家庭篇中对于子女抚养做了详细规定， 抚养的义务不因小孩跟随哪一方的姓氏而改变。

浙江弘源律师事务所律师姚璐佳认为，如果因为离异而需要给孩子改名，现行政策下需要孩子父母双方在场，改名也会存在困难。此外，如果存在家庭财产混同的情况，在离婚时处理财产分割要区分出哪些属于父母的财产，此时负有举证责任的一方在取证时会有一定的难度。

“两头婚”会是未来主流吗?

赵春兰说，“两头婚”不幸福的案例有不少，但现实情况是，“两头婚”被越来越多实践，大家对于这种婚姻的接受度也在不断提高，人们在借鉴失败案例和不断磨合中寻找平衡。

那些幸福的“两头婚”家庭有一个共性：即“父辈的妥协”——子代需要有自己的生活主张，父辈也需要更加开明，双方家庭的默契度随着协商与磨合提升，矛盾就会慢慢减少。尤其是双独家庭，“两头婚”让“老一代可以缓解养老压力，年轻一代可以缓解育儿压力”。

杭州市上城区公益红娘楼建忠认为，“两头婚”将会越来越多，现在的相亲市场里，女性不弱于男性甚至强于男性的经济基础，为践行“两头婚”提供了条件。例如城乡接合部，拆迁后一分就是三四套房，女方有婚房，而男方暂时没有婚房很普遍。另外，“两头婚”能带动一批单身男女更有意愿走进婚姻殿堂。

“‘两头婚’体现父母一辈以及新一代年轻人思想更开明，前几天我还走访一家‘两家拼拼’的婚姻，男方父母主动到女方父母家吃饭，他们说‘两头婚’只是形式上变化，实质和传统婚姻没有多大差别。我认为‘两家拼拼’是一个趋势。”楼建忠说。

不过多数专家对此持保留态度。“中国幅员辽阔，地域文化差异较大，不是所有的地方都会接受这种形式，‘两头婚’还是要因地制宜、因人制宜。”赵春兰说。

有评论指出，“两头婚”并不是一种出于男女平等观念的主动选择，而是计划生育政策下的副产品，它具有极大的暂时性和不稳定性，“这种仍旧建立在传统父权制上的公平，是摇摇欲坠的”。

此前，有一项2032名网友参与的投票调查显示，47.5%的受访者认为孩子应该随父亲姓，54.7%的受访者能接受孩子随母亲姓，23.2%的受访者则表示不能接受“两头婚。

记者采访一些在杭州打拼落户的年轻人，询问他们是否愿意实行“两头婚”，有些人明确表示不愿意，年轻人小张说：“在孩子入学签名时，当我写的小孩姓名是其他姓时，别人会考虑孩子是不是我亲生的、觉得我是不是上门女婿……所以，我不同意‘两头婚’。”

有外界认为，“两头婚”既然有不少问题和冲突，夫妻间的感情会好吗?

林宁光认为，幸福的婚姻，夫妻双方必须得正确认识什么是“爱”，那就是“我愿意为你”而不是“你要为我”，所以当人们把婚姻当成一种交易，通常这种幸福也是难以持久的。

一些受访的“两头婚”家庭认为，传统“嫁娶婚”也有不幸福的，不能因极个别不幸福的“两头婚”案例否定了所有的“两头婚”，“两头婚”其实比想象中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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