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望技术的使用者懂得自我限权 懂得自我保护

时代奔涌向前，人们的生活方式也随之快速迭代。10年前智能手机刚刚普及时，流行的说法是“掌上生活”，诸如“掌上银行”“掌上营业厅”的应用几乎成为每个人的“装机必备”。

如今，“掌上XX”已经是个足以暴露年龄的词语。最新的概念是“智慧XX”，往大了说，有“智慧城市”“智慧健康”，往小了说，有“智慧小区”“智慧电视”“智慧马桶”。看起来万物皆可“智慧”，似乎什么事物只要冠之以“智慧”二字，就意味着使用了高大上的技术，顺应了最新的潮流。

去年7月，杭州野生动物世界搞了个“智慧旅游”，其中一个重要做法是引入人脸识别技术。园方的这次“升级”可谓顺势而为，大多数游客也都选择了接受，但还是免不了出现了“刺儿头”——刚刚办理年卡的用户郭兵不买账，他拒绝录入面部信息，并要求退卡，遭到园方拒绝后，还把事情“闹”上了法庭。

“刺儿头”不止郭兵一个。清华大学教授劳东燕，在自家小区要安装人脸识别门禁系统，需要业主提供证件和采集人脸信息时，她也选择了说“不”——相比普通人，她和郭兵都是法律学者，对权利更加敏感。

和“智慧”一样，人脸识别也是个火热的概念。日常场景中，我们已经习惯了消费刷脸支付、上班刷脸打卡，或者乘火车刷脸验票时，把脸对准摄像头的取景框。

相比其他生物特征识别技术，人脸识别能更好地兼容准确性和便利性。人们不用在冬天打完酱油后，脱下手套用指纹识别付款，而一个人的声音要比面貌更容易变化，声纹识别一直都是个小众的应用。

不可否认，人脸识别技术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社会管理的水平和效率。事实上，这项技术发明之初，也是为了更好地保障人们的安全，更好地服务人们的生活。

在现代社会，人们需要为了公共利益让渡一些私人权利，比如乘飞机时我们要接受人脸识别的验证，要被安全检查。但在一些私领域，新技术存在被滥用的风险。

我们认同乘飞机需要严格的安全保障，也相信海关系统能管理好我们的身份信息。可一个小区或者一座动物园是否有采用人脸识别技术的必要，以及是否有管理数据、确保数据安全的能力，值得怀疑。

这串数据的背后，可能还有整个人的“身份”信息：住址、财产数额和行为偏好。一旦泄露，后果非常严重。或许你在某次求职被刷掉时，还不知自己已经被系统评分，遭受了某种算法的歧视。

除此之外，在时代的潮水中，还有些水滴被忽略、遗忘。前几日，一位94岁的老人去银行激活社保卡，因为行动不便，家人把她抱起来对着摄像头做人脸识别。老年人是个庞大的群体，也更易“数字贫困”，当老人在银行被家人抱起来时，这项高大上的技术传达出的是冷漠和傲慢，与公共利益相去甚远。

这是个提倡科学和创新的时代，很多时候“技术即正义”已经成为一种社会共识。对普通人来说，除了拥抱眼花缭乱的新技术，似乎没有太多选择。毕竟有时我们还来不及审视，它就已经渗透到生活的角角落落。试想某天，你在某个街角做一些私人的、无碍公共利益的事情，却被一个隐蔽的摄像头拍到，而它对你的身份一清二楚。

有时我们已经习惯了让渡自己的权利，甚至对权利被侵犯感到麻木。长久以来，服从大多数都被认为是一种美德，“别人不都没说什么”往往会成为说服自己不要出头的理由。

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劳东燕在看到小区公告时，曾把人脸识别的信息泄露风险发到几百人的业主群，但回应者寥寥。

从这点看，我们需要郭兵和劳东燕这样的“刺儿头”，需要他们的较真。在关系到自身权益时，每个人都有提出质疑和拒绝的权利，哪怕面对的是所有人都认可的“事实”。

法院最终判了郭兵胜诉，也认定了动物园收集面部特征信息的做法不具有必要性。这是郭兵个人的胜利，是对敢于说“不”者的最好回馈。

前不久，《个人信息保护法(草案)》征求意见稿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这项草案为公民个人信息的收集和使用划定了边界，通过后有望给一路狂奔的新技术套上监管的笼头。

退一步说，法律是最后的救济途径，在此之前，唯有每一个机构和个人都开始尊重权利，技术才能拥有正确的价值取向，而不会成为作恶的帮凶，甚至最终被技术反噬。

期望技术的使用者懂得自我限权，对个人身份信息，能不收集就不收集，能少收集就少收集。也期望郭兵未来不再被有的人当作“刺儿头”，而是一个普通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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