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就是二本生!普通大学生的“普通”生活

我就是二本生

2010年，黄灯(第三排中)与中文班的学生。受访者提供

想要清楚描绘二本学生的面孔并不现实。截至2020年6月30日，全国有3005所高等学府，其中本科院校1258所，人们熟知的“985”“211”只占100多席，却长期占据媒体讨论的焦点位，庞大的二本及以下学生是模糊的背景板。

这个隐匿的群体是中国最为多数的普通大学生的底色，某种程度上，这一群体实现人生愿望的可能性，标注了这个快速进化社会的真实场景。

普通

一张张显而易见的年轻、毫无经验的脸，像飞镖一般掷到教授黄灯面前。她在广东F学院教了15年书，4500个名字出现在她的花名册上。她为学生写了一部书《我的二本学生》。黄灯意识到，“二本院校的学生，从某种程度而言，折射了最为多数普通年轻人的状况，他们的命运，勾画出年轻群体最为常见的成长路径。”

黄灯说，他们如一个个固定的锚点，成为她对国情最方便的观测。

书里以这所被森林环绕的二本学校为舞台，它距离广州塔“小蛮腰”20公里，学生们更喜欢简称它为“广F”，省略“学院”二字，听起来不那么像专科。

2005年夏天，沈毅星拿到这所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感觉自己和家庭的命运都将被深刻地改变了。他是村里的第一个大学生，乡邻撺掇家里人摆酒，庆祝这个中国南方不起眼村庄教育史上的大事。

他的青少年时期游荡在田野，期待能见到什么新鲜事儿。空气里飘着水果成熟的香味，树叶腐朽的酸味和庄稼秸秆枯干的气味。他从小插秧、割稻、挑粪、砍树，养成了承受生活摩擦的原生动力。

沈毅星入学那年，全国各类高等教育总规模超过2300万人，居世界第一。在这所二本学校，黄灯发现学生大多出身乡镇，身后有一个打工的母亲，或一个下岗的父亲，还有尚未成人的兄弟姐妹。尽管无法与一线城市、高知家庭、出身名校的同龄人相抗衡，但考进大学仍被视为改变命运的入场券。

80后沈毅星算得上“第一代留守儿童”，他的父母在他小学三年级时去东莞卖肉，每天从“世界工厂”打来电话叮嘱他“好好读书”，孩子最终考上大学让他们相信电话线起到了提拉作用。

带着对大学的向往和改变家族命运的嘱托，沈毅星站到广东F学院的招牌下，发现二本学校的最大特色就是普通。

“切，好小啊。”不到半个钟头已走完校园，他印象里的大学是需要骑自行车的，但这里不用。沈毅星说新学校的图书馆还没有高中的大，位置奇少。

不大不小的操场，四人间和六人间的宿舍，陈旧的教学楼里摆着黄色胶合板的连体桌子，凳子随时发出刺耳声音，学生一下课，噼里啪啦响上半天，银灰色的铁门像仓库大门，厚重铁锁用铁条焊接而成。

大学所传颂的精神气质似乎在这里变得更实际。相比于名牌大学邀请来的诺贝尔奖得主和外国总统首相，受邀来这所二本学校进行讲座的嘉宾“更接地气”。

广东F学院强调培养应用型人才，各种技能证书被纳入“创新学分”。“创新创业能力水平等级证书”“会计从业资格证”“物流员资格证”“秘书职业资格证”……帮助学生毕业的还有“驾驶证”。

为了在竞争力上多一枚筹码，学校增加工具性课程，学生热衷考证。中文专业的学生也要学经济和金融类的课，但覆盖面太广，往往不能学得深入。“我知道，在重点大学，学生有很多机会获得学术信息，也有很好的学术氛围激发学生组建团队去讨论一些真正的学术问题。”黄灯说，“在我们这种金融气氛浓厚、强调应用性的高校，有时经过课堂知识的大雨，就像被一瓢水淋过，貌似酣畅淋漓，但各个知识点，顺着下课铃声的响起，就会滑溜溜地消失，在期末考试后，教材又原原本本地还给了老师。”

沈毅星读经济学，“什么都学，什么都不精”，他记得有人说，如果将来能做到管理层，这些知识是吹牛的资本，如果一直在基层，别人只会觉得你浮夸。

同学们大多沉默温良、中规中矩，从来没有一个学生因为坚持自己的想法，和黄灯发生过争论，“我在具体的课堂中，充分感受到教育像一场慢性的炎症，中小学时代服下的猛药、抗生素、激素，到大学时代，终于结下了漠然、无所谓、不思考、不主动的恶果。”

沈毅星翘课、打球、挂科、补考，有时中午一顿饭吃到晚上12点，继续烧烤啤酒。那是属于诺基亚和台式机的时代，男生们看NBA的文字直播都激动得满头大汗。大四那年，一群男孩望着城中村的牌坊开玩笑，“大学四年不敢说自己学到了什么，但肯定为当地的经济发展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直到大三下学期，他开始感受到毕业的压力。师兄们脱下脏兮兮的T恤衫和人字拖鞋，换上白衬衫黑裤子四处面试。老师找沈毅星谈话，警告他如果挂科太多将不能拿到学位证。一道闪电让这个农家学子清醒，他不能丢失大学生的身份。

黄灯成为大学生是在1995年。她毕业于岳阳大学，按现在的划分，相当于一所二本学校。那一年全国高校招生人数92.6万人。此后高校扩招，10年间，黄灯任职的学院从2个班扩充到6个班，大学宿舍塞进更多床，取代书桌。

在大学生没有拥抱市场的年代，黄灯毕业后接受分配，进入亚洲最大的纺织厂，干过文秘、会计、组织干事和一线工人。1997年香港金融风暴，她成为下岗工人，决心考研。

她没告诉家里人已丢掉了饭碗，一边给别人做饭赚钱，一边争取继续上学的机会。“我当时连书都没买齐，更不要提上辅导班。”最终，她被武汉大学录取。通知书下来那天，整个工厂都在讨论一个女工因为下岗而自杀，那是种很强烈的对比。

“你觉得你的命运从此改变了。”许多年过去，她开始好奇在这所极其普通的二本学校，学生的命运是否还能被一张通知书改变。

谷底

负载在文凭上的那一丝并不确定的期待，在劳动力市场上日益残酷地兑换着价值。广东F学院传统的就业岗位是进金融机构，但每年流水线般输送出的毕业生填补了职业地图的大小缝隙。

“我办公室里有永远擦不完的皮鞋油，沏不完的茶叶、吃不完的红枣，还有丝绸被、洗发水，都来自学生的推销，我的日常消费中，一些护肤品、小首饰、正式一点的包，都来自学生供货。”黄灯说。

黄灯的一个学生做了纹绣行业，“都是套路。成本很低的项目，可以包装为成千上万，甚至上百万元的项目。美容搭配玄学，诸如文眉，一定要和人的运势联系，上钩的人就会很多”。开餐饮店的学生处在“不请人忙不过来，请人就没有利润”的境地。很多时候，他必须亲自上阵，将外卖送到一个和他境况可能差不多的人手中。“生活已被控制，生活已被金钱控制。”

有的学生曾被骗去传销，又接连拒绝职场潜规则和家人介绍的相亲对象，刚毕业还很有拼劲地想着出人头地，现在只想找一份一个月有四五天假、有点收入的工作，找个男朋友拍拖结婚生孩子，平凡地生活下去，但不能如愿，最终生出精神疾病。

黄灯感慨，一个在现实中处处碰壁的女孩，仅仅因为不愿向现实妥协，始终没有获得过哪怕一次小小的突围。

一位女生绝望地想哭，“我还想过走歪路，哪里有一个干爹型的人，帮我找一份工作，让我安稳下来，然后我再去追求梦想，再去提升自己”。

黄灯表示，现在大学生面临的压力要大得多。她的大学班级，班上70%学生来自农村，通过高考，确实改变了生存、命运，他们大多不仅获得了稳定的职业，享受了计划经济时代单位分配的住房(或者购买了房价低廉时候的住房)，得以在城市轻松扎根，更成为各自家庭的支柱，充分享受了大学文凭带来的极高性价比。

扩招后，大学生已从“天之骄子”堕入凡间，身边很多普通劳动者都可能拥有一张贬值的大学毕业证。学生们被逼到绝境，唯一能够下手的对象只有自己。

莫晓是黄灯2015级的学生，与840万人一起毕业，一毕业他就失业了。他1995年出生，个子不高，瘦小的身体里藏着对文字极大的热情。他每天坚持写作，“我要当好作家。”

去年毕业后，莫晓找了一份教育机构的工作，培训完发现自己只是教学机器，于是辞职。失业的当口，堂弟找他创业，做汽车方向盘改装，这位文人做起粗活儿。“那段时间很拼，每晚两三点睡觉，一早六七点起床拉客户。”很快疫情来了，没什么单子，租金又要交。

他做起兼职，服务员、快递分拣员、保安、助教，每天盯着招聘网站，有兼职就做。还遇到过兼职群骗子，让每人交5元钱，几百人的群交完钱，就解散了。

他在景区做保安，衣服大大的，“我做保安是别人保护我。”同事看他瘦小年轻，给他派轻活儿。在餐厅第一次做服务员，他心理上接受不了，后来觉得能养活自己就不算丢人，慢慢把脸皮磨厚了，胳膊也因端菜变粗了。

分拣快递的活儿是从晚上6点干到第二天早上6点，其间时常弯着腰，盯着流水线上不同的字母数字。一个女孩穿了短裤来上班，被主管当众训斥，后面一排男生窃窃地笑。“我真的觉得很心酸，我只是来兼职，过完今天拍拍屁股走人，我起码有个学历在。她不做这份工作，饭可能都吃不起。”

莫晓后来发现，吃不起饭的是自己，交完600元的房租，他口袋里没钱了。他待在房间很久没出门，突然走到外面，听到摩托车声、人声、喇叭声，焦躁无比。有一次他吃着饭突然流泪，“终于明白什么叫粒粒皆辛苦。”

他要强，不找家里要钱，避免雪上加霜。爸爸生了几场病，手术花掉十几万元。妹妹不知道什么原因借了网贷十几万元。生活跟这一家人别着劲，岔着道，父亲的头发一夜之间全白了，像一顶雪帽顶在头上。

25岁的莫晓兼职漂泊。“毕业我还没站稳，就要让我跑了。突然要承担起责任，我觉得好累啊。”家庭的淤伤一直延伸到他瘦弱的身体上，逼得他不得不强壮起来。

上大学时，莫晓跟宿舍的兄弟突发奇想骑行到湖南，路线没查，单车也是借的，两个男孩在公路上晒掉一层皮。那天山上空无一人，夜幕笼罩，两人只能摸黑拼命骑，直到远处灯光闪现，他几乎要哭出来了。

莫晓不知道毕业后还要翻过多少山才能见到那一点光，一起骑行的朋友考上了梅州的公务员，最近忙着疫情防控。很长一段时间，莫晓的生活没有任何变化，就像机器发出低沉不变的嗡嗡声。

折腾

黄灯用笔记录了很多用力生活的大学生，她说，“二本院校的起点，也许让他们默默无闻，但没人否认，无数个体的努力，正悄悄改变群体的命运，并事实上推动社会更为稳固的站立。”

临毕业，大多数学生焦虑。一些学生在情绪低落的时候听《大悲咒》，但效果了了，“我已经不吃肉了，是佛系少女了，让我打坐，我还是会为未来而浮躁啊。”

10年前，黄灯班上的学生几乎没有人考研;如今，考研成了最热门的选择，其次是考公务员。像一对平行的双杠，考公、考研是二本学生借以出人头地的支点。

从早晨5点钟开始，食堂门外逐渐汇成一条队伍。因为图书馆和教室有限，学校把食堂的一层改成自习室，后来又扩大一层，备战考研的学生能闻到饭菜的香味。

学校重视考研，有同学反映楼上食堂桌椅移动常有噪音，校方就给桌椅加了一层垫子。人们走在“考研自习区”里，会自觉把脚步放轻。

即便有了改造后的食堂，仍旧容纳不下考研大军。实在找不到位置的人游荡在教学楼的楼梯间、宿舍的天台楼顶。有人在楼梯的转弯处学了一个学期，与南方的闷热和蚊虫抗衡。

在所有的学生里，黄灯最希望林峰考上研究生。从高中开始，林峰掉入武侠世界，写了几百万字的武侠小说，每个主角都分配有自己身上的某种特质。工作10年了，他的头像仍然是令狐冲。

其他人的骄傲如同皮肤病一样暴露在外，十分敏感，他的骄傲则藏在深处。他话不多，不会刻意经营人际关系。第一次高考失败，复读一年后，他考入广东F学院，“在农村，要么你真的很拼，要么就靠读书。”高考前两个月，父亲工作时弄伤了手指，要住院，爷爷身体又不好。填志愿时，父亲专门从医院出来跟他商量怎么挑学校。考前父亲出院，全程在家里陪他，让他静静考完高考。

在他看来，人们靠两样东西实现目标，金钱和意志，没有前者，他必须在后者上做得出色。黄灯评价“林峰是一个真正被兴趣吸引的人，是一个有目标和梦想的人，这在我教过的几千名学生中，凤毛麟角，难以寻觅。”大学时，还有老师极力推荐他去研究庄子。

这个出生在广东四会村庄里的男孩热爱电影，毕业时曾想去电影公司，但走近之后，却发现兴趣变成职业有太多无奈。“电影导演都想拍文艺片，但80%拍的都是商业片。”有同学热衷于参加能让履历光鲜的学生会，他跑去做青年志愿者，毕业想找一份公益组织的工作，却不得，最终顺应潮流进了银行。他喜欢独处，却被迫跟人打交道。

在银行工作一年后，他决定考公务员。“公务员考试没有要求‘985’‘211’，对普通大学生来讲是个机遇。”在文凭的含金量稀释以后，学生们冲向另一个看似公平的赛道。

林峰最终进入四会的一个机关，“之所以报考这个单位，主要是因为它招录人数比较多，容易考”。在筑起高墙的单位，他不用为了取悦别人把自己打扮成另一个人，更重要的是，这里工资稳定，给予他更多时间去思考未来该向哪个方向前进。

“像我这种家境不好的，毕业之后一定要出来工作，继续深造只能等自己赚钱。”当下，他仍然坚持考研究生，“起码让自己保持学习的心，不要让社会同化。”每当收到工资觉得兴奋的时候，他总说自己被社会同化得太厉害了，“充满铜臭”。

他记得毕业前一晚，大家约好通宵，兄弟们在走廊放肆聊天。午夜，人群逐渐困了，林峰的耳机里一直重复播放一首歌，港台歌星陈百强的《摘星》，“我要踏上路途……我要摘星不做俘虏”。他听着听着睡着了，那种感觉至今找不到言语形容。

莫晓与林峰相隔10年毕业，但他们分享同一种感受。莫晓在大学时期把作家梦告诉了周围所有人，“如果你想当作家，你就放声大叫，总有人能听到你的声音。”

他在研讨会上听一位作家炫耀自己发过传单，体验生活。做过各种兼职的莫晓生气了，“什么时候发传单成为生活很差的标准了?现在的作家都这么养尊处优了吗。”他觉得，作家和拾荒者没什么差别，一个是给素材分类，一个给垃圾分类。他感到自己在这方面有天赋，但不那么大。

写作带给莫晓快乐，他写出一个新奇的开头，整夜兴奋睡不着，发了4条朋友圈，又都改成仅自己可见。当初备战考研的间隙，靠着3条士力架和两瓶水，他从早上9点写到晚上10点，过程轻松，不觉得压力，写完站起来时，砰的一声倒在座位上。

考研失败，辞掉教育机构的工作后，莫晓投了上百份简历，他投过公众号，写了几万字的完整作品，没有任何回应。他也投过影视公司，一天写好几个短剧本拍视频，“有些公司盗用你一个想法，但不要你。”

上百份简历换来不到10家面试机会，“我最怕过不了简历关，二本是个坎儿。”生活与小说一样，充满巧合。随着疫情的阴影逐渐淡去，他找起工作来反倒变得容易。不久前，他入职一家科技期刊做编辑，看着自己的名字变成铅字印在纸上，感叹“多年媳妇熬成婆”。他把杂志拍照发了朋友圈，用红笔圈上自己的名字，“因为不起眼，所以要画圈圈。”

这家期刊属于中山大学的校企，“我身边的同事基本都是广东省最好学校的研究生。”大家吃饭的时候聊起学校专业，莫晓以前从不说话，现在，他想清楚了，“以后我要第一个说我是广东F学院的，我不害怕尴尬了。”

生活正在展示好的一面，他一边写作，一边工作，路上遇到递过来的传单，一定会接。

摩擦

沈毅星毕业后满足于在一台机器上充当一颗齿轮。

他潇洒的大学生活以一场散伙饭结束。女生们哭得稀里哗啦，沈毅星没感到离别愁绪，“我们无知，我们喝酒不管。”他开始向往新生活，要工作了，不再跟爸妈要钱了。

他的第一份工作在一家物流公司。那是2009年，金融危机刚刚过去。物流老板直接来学校招人，好像很重视。“定位我们是公司的重点人才”。沈毅星任职两个月就辞职了。“老板要成立航空部，让我们搞空运，高估了我们二本学生的能力，连我们的英语都没衡量一下。”没人带路，沈毅星自己打退堂鼓了。

他后来参加银行的统招，投了家乡河源的岗位，到乡镇上班。“我家里全部做小生意，有卖服装的、卖水果的，我父母在档口卖肉。我也想搞这些，比他们有更好的营销手段。”毕业时，沈毅星去当地的百货、超市面试，延续家族的生意路，但父母劝他进入体制内。

“我父母20年每天三四点起床，没睡过安稳觉，他们觉得体制内不用受这种苦，吃公粮的人社会地位高很多。他们认为进了国企，娶妻生子买房，只是时间问题。”

沈毅星顺利进入银行，从乡镇小职员做起，一步步借调到大城市，如今“抛妻弃子”地满省出差，一个月只回家几天。他说自己身上有一种底层不服输的“小强精神”，练就了把脸贴在地上摩擦，再起来笑一笑的勇气。他从一个腼腆的大学生，蜕变成善于交际的金融从业者。

一次期待已久的升职，几乎已经确定就属于他了，结果在突击考试上他没考好，机会落入别人囊中。“感觉自己付出了四五年，提拔的时候突然被捅了一刀。”领导在宣布结果时，不具名提到了他的失误，“把我按在地上摩擦。”

第二天，他面貌一新去找领导道歉，承诺把未来工作做好，“我是打不死的小强，挺佩服自己的调节能力的。”

沈毅星把借调到广州看成人生的一次转折。“像我们这种没出身，能力又不拔尖，在小地方很难发展。”在县城工作那几年安逸，下班就是爬爬山，找好吃的，晚上打打牌、唱唱歌。他在25岁看到了自己的50岁。

来到广州上班后，“好像井底之蛙打开了井盖”，他找到了自己的价值。他在县里写东西的要求是“写清楚，看得懂”;到了省里，要求变成“简单明了，一个字不多，一个字不少”。有时一篇文稿一晚上改十次八次，最终还是要领导再改。

他感到在大城市工作的压力，“别人以为我外表光鲜出差是到处旅游，他们看不到我工作到夜里一两点，脖子一抬，整个背都是酸的。”他有个亲戚，名校毕业，在北京做律师，带家人游玩的间隙拿出电脑噼里啪啦地敲着，“这不是压力是什么?”

他觉得自己没有重点大学的学生聪明，不是领导者，是合格的工兵。但做好螺丝钉也需要坚守，“不是冰做的，打进去就消失了。”工资不是卑微的薪水，那也是血汗钱。

“老鼠生出来的孩子不去打洞，要成仙得付出太多常人难以理解的辛苦”，沈毅星说，他婚后攒够了钱买房，孩子是打地铺时出生的。“我发现，市里的同事小孩很多初中高中就已经规划出国了，人的差距以指数级拉开。”他始终觉得自己没有走出农村，称自己为“涉农白领”，“只有拼命跑才不会被雨淋。”他尽力让普通话显得标准，“因为你没有伞。”

他在童年得到一本小人书，能看上10遍。直到小学毕业，他都没摸过足球，属于乡野孩子的娱乐是在山沟里跳塘，“不淹死就好了，能活到现在。”而他的孩子已经对农村缺少感知，只知道那里是“打棒棒(指放鞭炮)的地方”。

去年毕业10周年，沈毅星回学校看看，校门口的湖已经干涸，湖底躺着几辆坏了的共享单车。他是两个孩子的父亲，回家的周末被嬉闹声环绕，他感到知足。他说大学教育相当于第二次出身。大浪淘沙，冲出来了金子，但更多的是沙。

林峰也抱着孩子回过学校。他们都处在30多岁的年纪，已成家立业，找工作时赶上经济发展的上升期，房价在“山脚”，“比较平缓，靠走还能走上去”。

10年后，莫晓面对的是更加坚硬的现实，“我一个月收入五六千元，怎么买得起五六万元一平方米的房子?”

黄灯说，对有些同学而言，通过买房、做生意，早就理顺了个人生活，实现了财务自由，而对另一部分同学来说，不但居无定所，收入有限，工作也极不稳定。客观来说，两者分野的关键要素是房子。

15年来，黄灯像一张唱片，总为刚来校园的人播放。在外国文学史的课堂，主题是《红与黑》里于连的命运，讨论经久不息。

教室周围种着高高的白玉兰，小巧的校园遍布南方植物，天空高远。一个普通的课堂场景，黄灯多年后回忆起来，仍然记忆深刻。

这些年在课堂上，她越来越少提起务虚的东西，“找不到契机，自己也困惑”。她曾跟学生们讲经典的诗歌，学生们觉得很搞笑。“他们没有廉价的激情，不会用到诗意这个词，只用戏谑和调侃的口吻描述当下感受，那些网红词汇。”

但她知道，无论日常生活多么的贫乏，无论现实多么缺乏诗意，学生们在创造一切条件去行动。黄灯觉得他们“读书不一定改变命运”，但他们避免了，若不读书就会滑入更为糟糕境地的可能。

(应采访对象要求，文中沈毅星、莫晓、林峰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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