植发行业异军突起 手术失败者维权之路艰难

头部资源稀缺”已成为当代年轻人的最大焦虑。好在办法总比困难多。植发，便可以让一切从头再来。

24000余元，将后脑4500个毛囊移植到脱发的头顶，大概5块钱一个毛囊单位。自认为花了冤枉钱且维权无方的张俊生，并非个例。在某投诉平台输入“植发”词条，植发退款、虚假宣传、植发失败刷屏，遭遇不尽相同，但植发无果的烦恼却是千篇一律。

北京商报记者通过调查“发友”植发的临床经历、相关机构的植发过程及采访专家律师意见发现，由于植发行业异军突起，相应法律法规仍未成型，叠加先天基因、后天保护等诸多因素制约，“斜杠青年”们的维权之路反倒更让人“头秃”。

“巴掌大的疤”

即便距离手术完成已过去一年多，张俊生对手术效果仍无法释怀。

“我们家本身没有遗传性脱发，就我一个人脱。”2019年11月，通过网络，张俊生联系到广州某生植发连锁机构，“当时是去机构看了下我头顶的脱发状况，然后就让我抽血化验了，因为如果有传染病，哪怕交钱也不会给做。但当时并没有用仪器做毛囊检测。”

随后，他缴纳24000余元，将后脑4500个毛囊移植到头顶。张俊生回忆，植发手术耗时约10小时。“大约4小时从后脑取毛囊，2小时扎种植孔，还有4小时将毛囊插在种植孔里。”

“他们说植发要等6个月才能开始出现效果，但我等到第10个月，头顶仍是空的。”张俊生说。随后，他开始在网络上记录植发经历和效果，想让同样脱发的人看看。“但发了这些图片后，机构的人看到我的那篇文章让我别乱发。”

他前往该机构拍照室想要探个究竟。“从他们拍的照片来看，发量的确浓密不少。但不论是我自己拍还是请别人帮我拍，依旧能看到大片裸露的头皮。当时室内灯光很暗，亮度跟我植发前完全不同。这种情况下，我自然是更相信自己拍的效果。”

“有时候我也在想，如果没有植过发，我是不是也能剃一个徐峥或是张卫健那样的光头发型。但毕竟从后脑取了4000多个毛囊，疤痕巴掌大，我也不敢剃光。”说着，张俊生给北京商报记者展示术后后脑上那片巴掌大的椭圆形疤痕照片。

“发友”中，类似案例不在少数。在某投诉平台上，有相关67条投诉是关于植发的。在已完结的案例中，一名网友投诉某植发机构福州分院“医生推荐了一个20元/单位毛囊的套餐，最后手术耗费30161元。术后初期，恢复效果确实不错，但半年后开始大量脱发。机构又推荐了一个套餐，我留了个心眼只买了285元的体验套餐，效果也不好。最后，机构的做法是让我一直服用米诺地尔和非那雄胺，可难道要终身服药吗?”

“证伪”太难了

虽然面积不大，姚淼植发效果同样不佳。“身边的朋友也有进行毛囊移植的，但大多失败了。这类案子维权很难，对方机构目前基本不认账，最多告诉你可以进行第二次补种。但第一次都失败了，为什么还要相信第二次呢?”

值得注意的是，根据张俊生出示的术前院方承诺书显示，“在该机构全国任意一家医院进行自体毛发移植手术，机构可保障毛囊存活率不低于95%，而疤痕种植毛囊存活率可达85%;发友在本机构进行自体毛发移植12个月后，如因手术技术及操作因素造成毛囊存活率未达到上述标准的，经鉴定确认后，本机构可进行免费修复或退还未成活部分的手术费用”。

如今，张俊生头顶头皮依旧清晰可见，他不满意手术效果，但摆在面前的问题是，如何鉴定?张俊生就诊的某生植发专科医院工作人员则表示，部分患者植发效果不佳并非是手术原因，其头皮状况不佳，原生毛发继续脱落使得患者头发依旧显得稀疏。“我们会安排医生进行术后效果跟踪。如果认为效果不佳，我们也会用专业仪器鉴定头发密度。哪些是移植的毛囊，哪些是原生的毛囊，是可以通过毛囊状态分辨出来的。”

但就张俊生提交的资料显示，其在与院方交涉的过程中，院方拍摄了照片。“我不相信拍照效果，于是机构给我做了植发前没做过的毛囊检测，仍然坚持说手术是成功的。”

“术后，院方确实可以提供仪器检测头顶发量，但至于具体成活率是否达标，其实是无法鉴定的。”一名医美从业人员表示，“关于患者头发的密度，目前没有绝对标准。机构能够提供的，只能是检测植发区头发的密度，将检测后的数据与植发前进行对比，进而看出浓密度差异来。”

两种“失败”

张俊生和机构方对手术效果的不同评价，还源于对“手术失败”全然不同的解读。

据前述从业人员介绍，医生一般会在术前通过专业仪器检测患者头发密度，进而制定方案。“这是因人而异的。比如，正常情况下头发密度是50-60根/平方厘米，医生根据个人情况而定。有的患者头发密度可能就是30-40根/平方厘米。如果是这样，即便植发成活率达到95%，头发也并不会很浓密。”

从张俊生提供的效果承诺书来看，尚未有文字记录显示此次植发手术中，双方议定的种植密度，而谈及此事，张俊生回应称：“按我的记忆，好像并没有。”

“即便是进行过植发手术，由于个体差异，部分患者自身头皮状况并不稳定。这种情况下，院方可能会建议患者通过药物进行术后养护。这不单是针对种植区，而是针对现有头发总体状况，通过服用药物抑制患者继续脱发。”前述机构工作人员表示。

最终，多方尝试赔偿无果，院方建议他继续涂用米诺地尔以及副作用较大的度他雄胺，每隔几天再使用一次电动微针。

“按照正常流程，医生面诊后和患者确认是否需要植发。如果患者要求植发，术前将做一些血常规、凝血及传染病等筛查，没有问题就可以进行植发手术。”郑州第一人民医院整形外科主治医师杨冠龙表示，只要不是植发供受区皮肤病、瘢痕和感染等禁忌症，遗传性及脂溢性脱发等均不属于绝对禁忌症。

“植发手术前需要诊断明确，要做关于适应症的评估。从他的状况来看，属于雄激素脱发，是可以进行植发手术的。”广州陆总医院整形外科住院医师任虎表示，“但术后想要鉴定就很难了，因为后期护理不好也会影响效果。”

何处维权

最终，张俊生将该机构告上法庭。“我败诉了，倒不是植发成功，是找不到机构去做鉴定证明失败。”

开庭时，张俊生向法院申请司法鉴定，法院方表示机构回复无法做鉴定。医疗纠纷调解委员会回复也只能做调解，广州健康委员会说去广州医学会，广州医学会回复可做事故鉴定，此类毛囊存活率不属于事故，同样无法做鉴定。

北京商报记者致电广州医学会医学鉴定科，工作人员表示，目前机构只能鉴定医疗事故。“前提是在正规医疗机构进行的医疗行为。”

由于脱发因素错综复杂，各方关于术后鉴定方案说法不一，植发效果不佳也无法被断然定性为医疗事故。植发维权应何处寻迹?

对此，某生植发专科医院工作人员则表示，植发效果因人而异，但患者在手术过程中，可对手术操作过程的合理性提出质疑，手术全程应该是受到监控的。

在采访过程中，多名律师表示，由于无法证明程序上存在明显违规操作，如果无法完成有效鉴定，即便提起法律诉讼效果也有限。杨冠龙表示，包括植发在内的医美行业更多扮演改善性职能，相对主观，加上商业力量参与过多，导致行业内部乱象丛生。

其实早在2010年12月，雍禾植发中心曾在北京制定《植发技术的研发与技术服务》质量标准体系。据了解，这是中国植发业首部质量管理标准。业内认为，该标准体系虽具有明显的“民间”色彩，但仍具有借鉴作用。

据天眼查统计数据显示，截至目前，登记在册的植发相关企业达48015家。根据此前中研研究院研究出版的《2020-2025年中国植发行业市场前瞻与未来投资战略分析报告》统计数据显示，2016-2019年间，我国植发行业市场规模由57亿元跃升到163亿元;2020年，市场规模有望突破200亿元。

截至发稿前，机构方已联系张俊生要求删除其发布的言论及图片，其在知乎、豆瓣等平台发布的相关图文也已被平台方移除。“一个无法判断成功与否的产业，想着总觉得可怕。”张俊生说。(应采访对象要求，文中张俊生系化名)

标签： 植发行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