间谍自古有之,如今,汽车行业也在上演着一幕幕商场“无间道”。
近日,美国新兴电动汽车制造商Canoo指控几名前雇员从事“商业间谍活动”,称他们窃取商业机密,然后成立了一家与Canoo竞争的电动汽车企业。
(资料图片)
细数近几年登上新闻版面的“商业间谍案”,所涉车企多是特斯拉、小鹏、威马等新造车企业。看来,汽车行业的谍战戏码并不鲜见,而且似乎尤以造车新势力为甚。
01
海外市场:你盗我来,我盗他
在商业保密意识更强的国外市场,“商业间谍案”的出现并不是新鲜事,2018年刚成立、2021年才量产的初创车企Canoo就卷入其中。
Canoo的前身是Evelozcity,创始人为法拉第未来(简称:FF)的两位前高管斯特凡·克劳斯(6.210, -0.03, -0.48%)(Stefan Krause)和乌尔里希·克兰茨(Ulrich Kran),2017年左右,两人与贾跃亭产生了分歧,随后离职创办了这家新的公司。
Canoo在创立之初,两位创始人就被FF一纸诉状告上法庭。根据FF的控诉信,两位前高管非法窃取大量核心商业机密及技术机密,包括汽车零部件计划、材料规格、成本清单、财务表格、关于法拉第未来专利VPA系统的信息、保密的动力传动系统信息、供应商信息和许多其他类型的机密信息和专用商业秘密。此外,还在FF计算机和服务器上拷贝和窃取了数千份法拉第未来最敏感的电子文档。
虽然这件事后来不了了之,也查不到后续相关信息,但显然克劳斯和克兰茨依托FF,为创办的Evelozcity带来了大量技术支持。随后,Evelozcity于2019年3月25日更名为Canoo。
风水轮流转,曾经被认为盗取了前公司机密的Canoo,似乎也被自己人盗了。2022年12月22日,Canoo向美国加州中央地区法院提交了长达58页的起诉书,指控其几名前员工成立了自己的电动汽车企业Harbinger,窃取知识产权,违反商业机密政策,以及违反了附加协议。
Canoo称Harbinger公司窃取了其电动汽车平台技术(MPP),并使用该技术与Canoo在市场上竞争。Canoo在文件中写道:“这是一起商业间谍案,由一群连环诈骗犯潜入Canoo,并窃取知识产权。”Canoo还指控Harbinger战略性地挖角了至少33名Canoo的员工,约占Harbinger员工总数的66%。
当然,要说到“间谍战”,明星公司特斯拉一直处于风口浪尖。2019年3月,特斯拉针对多名前员工和无人驾驶汽车初创公司Zoox提起了两起诉讼,指控他们窃取了该公司的商业机密。2020年7月,特斯拉将Rivian告上法庭,声称其利用“挖墙脚”的方式窃取特斯拉商业机密。2022年,特斯拉对一位刚刚离职的工程师提起诉讼,声称这位工程师利用职务之便,盗取其超算Dojo的核心机密……一桩桩一件件,反正总有“间谍”想要盗取特斯拉的机密。
02
“间谍案”战火烧到中国
而在国内汽车市场,“商业间谍案”也变得多了起来。
2019年,小鹏汽车员工陷入“窃取商业机密”风波。特斯拉在一起案件中声称,一名前员工在加盟中国电动汽车制造商小鹏汽车之前,窃取了特斯拉与Autopilot驾驶辅助功能相关的商业机密。小鹏后续发布“严正声明”予以回应,怒斥特斯拉霸凌。最终,案件以上述员工向特斯拉公司道歉收尾。
除此之外,小鹏还牵扯到与苹果公司的纠纷中。美国当地时间2022年8月22日,苹果公司前工程师张小浪,在加州圣何塞联邦法院认罪,承认自己在跳槽小鹏汽车前窃取了苹果有关自动驾驶的商业机密。张晓浪将面临最高10年监禁和25万美元的罚款。
随后,小鹏汽车就关于苹果起诉其前雇员张小浪发表声明,表示并不了解案件的具体情况,也未介入美国司法机关对案件的后续调查,与苹果公司之间也没有相关的争议,与该案件也无任何关联。
另企查查APP显示,特斯拉(上海)有限公司与朱某某侵害商业秘密纠纷案于2022年12月14日在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法院第四法庭开庭,该案件是上海特斯拉公司在国内的首起侵害商业秘密纠纷案,被告朱某某在职场社交平台上的认证为前特斯拉高级技术项目经理。此案也引发外界高度关注,目前尚无后续结果披露。
不仅新造车企业之间,传统车企和新造车企业之间也不乏商业秘密纠纷。早在2018年,浙江吉利就认为威马汽车公司侵害商业机密,从而将后者告上了法庭,要求后者赔偿21亿元人民币的损失并且承担此次案件所产生的相关费用,该案经过了多次审理,终于在2022年底迎来了一审判决。
判决结果显示,威马需赔偿吉利700万元。此外,威马汽车要停止使用用于EX5车型上的5个汽车零部件图纸。据悉,威马汽车方面表示,此次案件的判决结果暂时还未生效,威马已经上诉,而且停用图纸对于公司并没有实质性影响或者影响并不大。
03
新兴产业人才大流动,合法竞争是底线
为何造车新势力总被卷入“商业间谍案”?
业内人士指出,事实上,商业间谍早已有之。比较有名的案例如1993年3月15日,美国通用汽车公司的“成本杀手”洛佩兹宣布“跳槽”,带领3名助手投奔德国大众公司。洛佩兹的跳槽直接威胁到通用公司在欧洲的利益。美国司法部开始插手,以所谓商业秘密间谍案进行调查。
资深汽车工程师陈超卓认为,在传统车企之中也不乏“商业间谍案”,只是早年间,IT技术尚不够发达,窃取商业机密的行为难以被取证,很多案件最终只能以专利侵权案的形式处理。而如今IT技术已经相当发达,员工在公司下载资料文件等一系列操作都有迹可循,这就为“商业间谍案”的处理提供了证据。
另一方面,相比传统造车企业,造车新势力在经验、人才、技术上的欠缺是非常明显的,新造车企业意在通过人才引进缩小差距,所以“海外挖人”现象比较明显,就更容易卷入“商业机密泄露案”中。特别是智能汽车时代,企业和外界对关系着核心竞争力的人工智能技术都格外关注,一旦出现秘密泄露也更容易暴露在公众视野之下。
针对其他企业“盗取商业机密”的指控,小鹏汽车创始人何小鹏曾回怼:人才的流动,包括中美高端人才的流动在企业之间是正常行为,但是用这种方式来降低人才流动,还不如思考如何提高企业的内部人才竞争力。
成都新能源汽车产业推广应用促进会秘书长范永军则认为,所谓“商业间谍”有主动与被动之分。通常理解下,真正的“商业间谍”是某公司为窃取另一公司机密,故意安插人员到相关公司任职或私下收买相关公司员工窃取相关技术、商业信息的行为。而目前所谓的“间谍”多是被动式,即在前公司任职期间获取了该公司重要信息,在跳槽时以上述信息为资本,去谋取更高薪酬或职位,这类人的“间谍”属性相对较弱。
范永军指出,新能源智能汽车作为新兴产业,产业本身并未成型,技术发展快速,企业间竞争激烈,那些有基础、有沉淀的企业的技术和信息因此而备受青睐。产业大发展之际,人才也在大流动,难免产生商业秘密纠纷。
事实上,在传统车企中也存在同样的问题,只是新兴企业更容易受到关注。“就好比每年燃油车起火事件也常有之,但少有人去关注,而电动汽车一旦起火,必然登上热搜是同样的道理。但无论何种情形,合法竞争是底线,这一点毋庸置疑。”范永军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