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人离开北上广，掉入成都“后厂村”

成都的程风甚至觉得，他们比杭州的大厂人还卷。前段时间，他出差去杭州，晚上8点多，杭州的研发人员下班了，以他为代表的成都团队的小伙伴却还在加班。

那一瞬间，在他心中，成都与“休闲”二字断掉了联系，似乎成了另一个“北上广”。

“卷王”的孤独

(资料图)

来到“休闲之都”成都，周苗苗过得一点也不休闲。

27岁的周苗苗，干练，成熟，出门会提前化好精致的妆，第一次见到她的人，会觉得她像有多年工作经验。这可能与她长久以来浸泡在工作中有关。10月下旬的一天，晚上10点，她打开微信运动，显示这个月她超过一万步的有12天。这约等于她加班的天数。因为只要加班，她就会错过公司下午6点的免费班车，不得不步行一段路。

加班消耗的不光是脚力，甚至还包括休闲的精力。这一天她回到家，瘫在沙发上，累得什么都不想干。找了半天电视剧，最后打开的，是看过七遍的《知否》——因为看熟了，不费脑子。

她住的房子，距离她的上班地点——有着“成都后厂村”之称的高新区，约10公里（更近一点的同户型买不起）。这房子很精致，是全家贷款买的，一百二十多平，有3个卧室、一个书房、一个带落地窗的客厅，但只有她一个人住，没什么生活气息，空荡荡的。她用公司发的吉祥物，填满房间的空旷角落。吉祥物们大大小小，有二十多个，提醒着她的身份——成都大厂人。

在2021年末，成都总人口数达到了2199.2万，仅次于重庆、上海和北京。作为其中的一员，周苗苗有着光鲜一面，她所在的公司，属于大厂的分公司，她跟深圳总部的同事，也隔三差五会交流业务心得。这份工作，让不少成都的同龄人羡慕；但与此同时，她也不得不接受工作带来的疲惫。

就好比这一天，她刚看了一会儿电视剧，就起身来到书房，坐直身体，开始学习公司业务资料。不止熟读，她甚至像中学生一样做了笔记。做完这些后，接着，她打开了专业课的书，写起了作业——工作之余，她还在川大读了一个MBA，每个周末坐一小时地铁过去上课，而今天是一门课程作业的DDL（截止日期）。

在公司里，周苗苗被同事看作“卷王”。她是四川绵阳人，大学在北京一所知名的985院校，毕业之后先到深圳工作，2020年回到成都。在高新区的公司里，她比任何同事都要努力。领导在公司群里问，有个急事要处理，谁可以加班？她第一个回复“我有空”。她看重跟领导的关系，时不时跟领导约面谈，“在领导面前晃两圈”。

在短短半年时间里，她熟悉了全部的业务，包括最难的部分，而别人，往往需要一年到一年半的时间。

在“生活之都”成都，社交是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周苗苗没时间社交。“卷王”这时候显得格格不入。同事聊双11、玩新出的游戏、相约探店的时候，她永远在工作。还有一次，隔壁工位的两个女孩相约去露营、徒步，那天山上下了大雨，两个人淋成落汤鸡。回来之后，她俩在办公室里说起徒步的经历，一起笑出声。周苗苗坐在一旁，是个沉默的局外人。

但“卷王”不是铁打的。有一个工作日，她上吐下泻，没有任何力气，她怀疑自己是累倒了。她跟领导请了假，却不知道该叫谁来陪自己去医院。等力气恢复了一点，一个人喝了一支藿香正气水，睡了一觉，第二天又该上班了。

在成都，周苗苗并不是个例。在互联网公司云集的成都高新区，这样的年轻人越来越多，他们越是卷，就越是显得与成都休闲的生活氛围格格不入。

22岁的罗宇，是同龄人中“最卷的那个”。两年前，他在四川大学读大三，就是班上第一个进入互联网公司实习的同学。那段时间，他并不知道能否转正，但他坚持第一个到公司，最后一个离开。作为一个大学生，他已经提前过起了加班到凌晨2点的生活。

他记得夜风拂面的感觉。往往走出公司，就连楼下的保安都睡着了，他骑上电动车回家，一路上，陪伴他的只有成都略带潮湿的夜风。为了转正答辩，他咨询了自己的领导、前辈，还找了十来家互联网中厂练手面试，之后专门拉了表格复盘。

最后，他卷赢了，拿到了成都高新区公司的入场券。

而另一个90后年轻人程风，在2020年从上海回到成都，刚入职高新区的一家互联网公司，就接下了一个具有挑战性的大项目。所谓挑战性的大项目，就是拼了命去干，还不一定能干成的项目。

时间在这时候，已经不仅是一种资源，而是成为一种武器。像程风这样的人，会把时间这种武器用到极致。就比如就在程风加班的时候，同在高新区里，另一家建筑设计公司的李润，也会选择每天晚上8点下班之后，留在办公室自习。有同事下班，会问他：“怎么还不走？”李润总是嘴上说，“这就走了”，然后再多自习两个小时。

程风甚至觉得，他们比杭州的大厂人还卷。前段时间，他出差去杭州，晚上8点多，杭州的研发人员下班了，以他为代表的成都团队的小伙伴却还在加班。

那一瞬间，在他心中，成都与“休闲”二字断掉了联系，似乎成了另一个“北上广”。

两个世界

事实上，在成都这个地方，内卷是反常的。成都人以崇尚安逸、“巴适”的生活著称，一位本地人说自己“完全没有上进心”，工作只占他们生活的一小部分，还没有晒太阳重要。这里，也是公园最多的城市之一，太阳一出来，草地上像雨后长蘑菇一样长出密密麻麻的人。出行、旅游也是必要的，一到周末或是节假日，通往成都周边景区的高速公路，就被代表着成都人的“川A大军”堵死。

但如果追溯源头，成都的内卷，是从“逃离北上广深”开始的。

2020年初，离开深圳之后，周苗苗入职了成都高新区的一家大厂。她的办公室在天府三街，站在窗前向外眺望，高层写字楼密集地排布，外卖小哥穿梭其中，她突然有种熟悉的感觉，“觉得高新区跟深圳也没什么差别”。

像周苗苗一样，这些来到成都或是留在成都的年轻人，主要被高新区吸引——那是互联网公司和大型企业的集中地，平均薪资水平在7000元以上，虽然比不上北上广，但已经是整个成都薪资水平的绝对高地。

对成都人来说，高新区在成都是个另类存在。如果说老城区是“不上班的城市”，那么，高新区就是“不下班的城市”。

这里，与成都老城区的生活完全不同。在秋天刚刚到来的11月，走在成都三环内的老城区，梧桐树叶子开始变黄，树叶旋转着慢慢飘下来。人们在树下散步，或是支一张桌子，“摆龙门阵”。沿着道路，随处可见麻将馆、茶室、足道按摩店……汽车头尾相接停在路边。四川话飘在空中，总给人一种调侃、巴适的感觉，直到打烊前的深夜12点，店铺里传出的说话声、笑声，都是这一带的主旋律。

但如果你把天府大道比作一条河流，向南顺流而下，过了立交桥，几公里外，位于成都南边的高新区会出现在你的眼前，带给你另一番景象——道路渐渐开阔，建筑慢慢变高，足道按摩店和茶室不见了，代替它们的，是写字楼下的图文打印店。相比以传统商业、服务业为主的老城区，这里互联网公司的浓度达到了最高。

河流的两头，呈现出截然不同的景象，这是最近十年才出现的变化。更低廉的用人成本、更优惠的招商政策，以及持续提供毕业生的大学，都吸引着互联网公司们在成都高新区落户。以天府三街为直径画一个圆，可以看到腾讯、字节、携程、蚂蚁等多家互联网公司的logo，宣告着自己在这座城市里的地盘。

就像北京西二旗的“后厂村”一样，白天，年轻人们在写字楼里伏案工作，6点之后，才突然从大楼中出来，像溯洄的鱼群一样填满原本空旷的十字路口和地铁站。由于上下班的人太多，贯穿老城区和高新区的1号线地铁上，有人曾经挤丢一只鞋。

成都夜生活丰富，而高新区是夜班生活丰富，每天晚上10点以后，高新区的大楼都还齐刷刷地亮着灯。

从外地涌进来的大厂人和互联网企业们，甚至在这里构建出了一个商业生态，养活了许多成都本地人。在这里卖鲜花的李亮对此感受颇为深刻。每天下午4点，他会准时推着一车鲜花，出现在腾讯办公室的楼下。他是80后，成都本地人，家住老城区，从前干过销售、开过店，因为不喜欢上班通勤，追逐自由，来这里卖花为生。

他对附近的大厂了如指掌，眼前这栋楼里，大多是腾讯审核岗员工，对面那栋，则是电销人员比较多。他说，在这里卖花，“一天最少也有100块钱”，卖一个月，可以纯赚四千多元。

跟李亮同时出现的，通常还会有一个烤红薯摊、一个烤肠摊。最近，烤肠摊阿姨准备调整工作时间，因为一个大厂的女孩告诉她，“阿姨，你早上来吧，我们公司早饭不免费”。

高新区，也为滴滴司机和外卖小哥创造了新的工作机会。在高新区，外卖小哥小亮找到了完美送单的规律：工作日在高新区接单，周末回老城区。两个地域的单量完全反过来，周末，高新区就像无人的鬼城一般，有商家甚至会在周末歇业半天。

一位70后滴滴司机告诉我，自己曾是成都一家钢铁厂的工人，本来端着铁饭碗，突然有一天下岗，工厂也不开了。他失业了一段时间，每天在家喝喝茶，打打牌，直到看见高新区一点一点建起来。他成了滴滴司机，喜欢在晚上接高新区的单子，“距离长，都是回老城区的，能挣到钱”。

所以，一到下午，他就往这边跑。唯一不好的地方是堵车，晚上7点以后，“高新区的路全红了”。

对峙

年轻人对成都的渴望，是寻找工作与生活的平衡。周苗苗最初的设想很美好——拿着高新区的薪水，在老城区生活。高新区是成都的北上广，而老城区是自己的精神老家。

刚到成都的前半年，周苗苗确实过上了一段快乐的日子。一到了周末，她对照着成都地图，坐地铁穿越大半个城市去“解锁”好玩的地方，春熙路、太古里、玉林街一一走过，钵钵鸡、尖椒兔、牛蛙火锅都尝一遍。还去了一趟熊猫基地，看刚出生像糯米团子一样的熊猫宝宝。

但这样的休闲生活，很快暴露出了尴尬的一面。

首先体现在收入上。来了成都，她的薪水打了5折，只有在深圳时的一半，除去房租和衣食住行、娱乐的花销，没剩多少。

还体现在发展空间上。她所在的“大厂”，其实是大厂的分公司，负责的不是核心业务，集中在客服、审核、电销，她做的就是审核岗，唯一的上升空间是成为管十几个人小组长、管几十个人的大组长，还是做审核。对她来说，这上升空间基本就到头了。

选择成都作为落脚点的年轻人，或多或少经历过这样的幻灭。

成都一度是年轻人理想的生活城市。由于成都政府的房价调控政策，在2016年之前，成都新开盘的房子，一直保持在每平方米1万左右。加上这些年不少互联网、新能源公司到成都，也创造了不少就业机会。根据2021年四川省统计局的统计，近十年来，成都常住人口增加581.89万人，是诸多新一线城市中人口净流入最多的城市。

但离开北上广，却掉入了另一个“北上广”，是这些年轻人没有想到的。比如80后杨夏，他曾在北京西二旗的一家互联网公司做产品经理。在北京的时候，他跟同事经常加班到夜里11点。有一回，为了修复产品问题，同事还打了个地铺睡在公司里，连续熬了两天两夜。

这样的工作节奏，也谈不上什么生活。约朋友吃饭，总是8点人才到齐，吃完没聊一会儿，就得去赶末班地铁，买房定居也让他有些可望不可即。在这个时候，他觉得成都是他最好的选择。

但来到成都之后，他又觉得自己格格不入。杨夏刚来成都时，入职了一家小公司，过去两周上架的产品，这边要六周，程序出现问题需要修改，程序员好像没看见，6点准时背包下班。他无法理解同事的行为，很愤怒，“按照过去的工作经验，一个人出了问题，影响的是整个团队的绩效”。

有一次，因为想把产品花精力做得更精细，杨夏直接跟一个比他年纪大的同事吵了起来。对方觉得，“能实现功能就可以”，但杨夏摆出过往在北京的经历，“在北京，如果半年没有做出来一个成功的项目，就不能升职涨薪”。

一番争吵下来，谁也说服不了谁。年长的同事说：“如果你留在大城市追求事业，做多大的梦都可以，但这里是成都。”

最后，没多久，杨夏就从那家成都公司离职了。

作为一个新卷起来的城市，生活在成都的年轻人们，开始面临着“要生活还是要卷”的选择，这样的对峙，在高新区逐渐白热化。

“卷王”周苗苗的同事，有一些，属于“生活派”。有的人，由于太过于生活，以至于工作上总失误。比如周苗苗就发现，有个同事对工作不怎么上心，即便是被领导约谈了几次，最后还是能像没事人一样继续犯错。

周苗苗也意识到，自己的到来改变了同事的生活。有一次，因为有紧急工作，她拉着同事A多加了一会儿班，另一位同事发现周苗苗和A的工作头像还亮着，给A单独发私信嘲讽：“怎么还在卷？”

更令人无奈的消息是，因为太多人涌入，原本亲切的成都房价，也被越推越高。从2018年到现在，高新区的房价一点点涨起来，二手房从两万涨到三万，新开的楼盘也从均价一万多涨到了两万以上。

周苗苗本来想要买房，在离公司8公里的地方看中了一套房子。等快有购房资格时，她再一看，那套房子涨了60万。她慌了，不能再等了，让父母拿出积蓄，用父亲的资格买下了那套价格300万、四室一厅的二手房，距离公司大约十公里。

买到这套房，周苗苗感叹自己的运气。当时，中介为了避免恶性竞争，给看中同一套房子的人排了号，周苗苗拿到的是3号，结果，前面的两个人，一个人没有购房资格，另一个放弃，这才轮到她。

一位成都地产公司经纪人，记得那几年的盛况，地产门店开遍了高新区，“都不用出去找客户，就坐在售楼处，一开盘，人就像抢白菜一样涌进来，开一次盘能挣10万，三个月开一次，躺着赚钱”。

成都折叠

对周苗苗而言，卷起来的原因不只是大环境变化，也是她的一种“本能”。

生活于一个折叠的成都之前，从小到大，她都在老家四川绵阳度过。那时，她是家族里成绩最好的孩子。周苗苗的父母都很节俭，可以几年不买新衣服，旧T恤改造成抹布继续用，但愿意每年拿出三万块钱让周苗苗上私立初中、高中，那相当于母亲或父亲一年的工资。

她从小在竞争中长大。在那儿，学习排在生活的最顶端，她也像众多的小镇做题家一样，高中三年被无止境地刷题填充。拿到来自北京985大学的录取书的那天，父亲开车跟她一起去。因为太激动，父亲先是差点把另一辆车追尾了，又在一个路口走错车道，被交警骂了一顿。但他丝毫没有被影响，脸上全是开心。

那时候，她初次尝到“卷赢了”的快感。

某种程度上说，“卷赢”可以提供一些自由。大学时，周苗苗可以自由支配三万块钱一年的生活费；家族群里，有人催婚，她不乐意，可以直接退群。她在深圳，找到了年薪20万的工作之后，即便是选择离职去成都，也可以自己决定，几乎没遭到什么阻拦。

但接下来的事情，就不那么愉快了。当她回到成都，收入砍半，骤降到七八千元的时候，她发现曾经的自由，也随之折叠了一部分。比如房子，首付父母出了大头，房贷父亲也支援了大部分，接下来，母亲开始念叨相亲和结婚。有一天，母亲突然对她说：“你一个985毕业的，怎么混得这么挫？”

像这样，在一个折叠的成都面前，年轻人被迫学会重新认知自己。

在成都，因为高新区和老城区的区别，也因为互联网公司和传统行业的差异，穿梭于天府大道的两头，落差感作为一种生活的底色，不光存在于本地人和外地人中，也存在于行业与行业之间。

在成都，除了审核、电销等基础的劳动密集型岗位，只有个别几家大厂，选择把重要的业务放在了这里，比如腾讯的天美工作室。

95后许佳总是开玩笑，称自己做的是“二等工作”。他觉得，一等工作，是成都腾讯天美工作室的人，隶属于腾讯总公司，赚钱很多；而在他的下面，“三等工作”则是外包员工。产生这样的阶层划分观念，源于他自己做的是负责枯燥的审核工作，一个月的薪水7000块。

天美工作室在四层，每次坐电梯，看到有人按了四层，他都会悄悄瞄一眼对方的工牌。许佳说：“我很羡慕他们，一个是工资收入，是我的几倍，一个是他们的工作内容，更有创造性。”但他也知道，那是极少数人才能进入的楼层。

作为外地人，许佳买不起成都的房子，以他的薪资水平，想在高新区买一套80平的新房，不吃不喝不租房，也要存二十多年，“这可是在成都，不是北上广”。

伴随着资本流入成都的，总会有汹涌的欲望。很多成都本地人，也在仰望着几公里外像写字楼一样高耸的生活。在大厂楼下卖花的李亮说，从前成都市中心的房子才一万多，现在涨到了两三万。他描述着那番景象——距离高新区十多公里的麓山和麓湖，一个是欧式风情的高档社区，建在山上；一个是别墅区，建在湖中央，出来进去需要坐船，全是有钱人才能买得起的地方，一套别墅950万起。

与此成为对比的，就在上个礼拜，他刷成都本地抖音，看到有人说“断供了”，他还刷到一条，说“2022年一季度成都平均薪酬达到了9625元”，回复里，一些人纳闷，啥时候成都的平均工资这么高了。

但年轻人们不得不习惯这种折叠。曾在大城市工作的成都本地人徐可可，在回到成都后进了国企，收入骤减到几千块钱，但她安慰自己，回成都是为了生活。她屏蔽了常常在朋友圈里“凡尔赛”的大学同学，对方去香港卖保险，挣了不少钱，发朋友圈说自己“物业费太贵了”。

可可立刻领会了他的意思，“就是说他在香港买房了”。

她本以为，回到成都，远离那些财富神话，就可以继续平和地过日子，直到有一天，她看到自己的朋友投资了高新区的几处房产，房价从一万多涨到了五万多，朋友把房子租出去，实现了财务自由，心里的羡慕有些止不住了。可可不敢说出自己的具体薪资，在第二次被问到之后，她还是岔开了话题。

成都曾经是一个工业城市。土生土长的90后罗宇，他的父母，都曾在纺织厂和钢铁厂工作，经历过下岗。在罗宇的成长过程中，父母就算下岗了，也高高兴兴地，每天打牌，不想太努力，日子平平常常地过到现在。

但在罗宇读大学时，互联网造富的神话就席卷了成都。有师兄师姐进互联网公司，会被学校邀请回来讲座，他几乎是听着成功者的故事，度过了自己的大学时代。现在他已经毕业，他觉得，自己无法再像父母那样了，他渴望成为那个“赢家”。

尤其是，那个高新区塑造的世界，离他只有几公里之隔，它在诱惑着他，朝着成都的南边进发。

围城

但现在，一切都变了。

这几年，吹过高新区的风弱了下来。因为整体效益下行，大厂们开始收缩，成都也无法幸免。去年，周苗苗的领导通知大家，绩效最差的员工将不再续签合同，给n+1赔偿。

这时候的高新区，等待进入的人，和被动出去的人，共同抬升了竞争的强度。前阵子，周苗苗帮领导做招聘工作，一个月薪4000块的外包岗，只招一个人，但收到了二百多份简历。她细看那些精心设计的简历，发现“有些人确实跳槽越跳越差了，公司越来越小，本来是正式员工，跳到了外包岗”。

今年，另一个年轻人李润所在的高新区的设计院，在毕业季，收到了上千份简历。最后公司淘汰了九成以上。最后有资格留下的人里，有来自常春藤大学的留学生。

但与此同时，李润的公司开始降薪，他的收入降到了最低点。

一面是降薪，另一面，在工作中，领导们的要求却越来越高。他总是听到批评，没有肯定，他很挫败。有一次情绪绷不住了，是因为开会时他的直属领导一直批评他的方案有问题，过了几天，整个部门的大领导看方案，说，“这个东西确实不好做，你能做出来值得表扬”。那是他第一次听到表扬，他没有忍住，去厕所哭了一场。

与此同时，公司的制度也“卷了起来”。今年开始，设计院调整了工作时间，上午8:30~12:00，下午2:30~6:00，晚上7:00~10:00，周六周日上午休息，“跟高三一样”。

但更多的人，面对的是不得不卷，又卷不动的困境。

在高新区，许佳是大厂的审核员。2021年刚入职的时候，许佳每天的任务是一天工作7个小时，审核600-700条数据，薪水在7000元左右。工作难度不大，普通人经过培训都可以胜任，只要坐在电脑前，眼睛盯着数据，手按着鼠标，机械性地进行几种操作。

但随着时间推移，公司又入职了不少年轻的新同事，其中有一位女孩，在KPI是600条的时候，可以一天审核1000条。公司领导很快发现了这件事，把KPI调整到1000条，但又有人可以一天审核1500条。KPI越来越高，到现在，薪资没变，许佳和同事的KPI却翻了三倍，每天得多加两个小时班，审核2000条数据。

而那位女孩，依然是同事里的“卷王”，可以审到2400条。

许佳不理解，公司确实有绩效评级，但不同等级之间的收入只相差一千多，“她就为了这一千多块钱，要把自己累死了”。他偷偷打听过，女孩带着全家来成都定居，在成都买了房子，背上了很高的房贷。

为了尽量多存一些钱，除了工作之外，许佳也想出别的办法，比如尽可能多薅公司羊毛。现在，公司早餐和晚餐免费，他会早上多拿一点饭，打包到工位上，等到中午当作午饭吃。审核工作分早晚班，早班下午4点结束，他会在公司待到晚饭时间，吃完晚饭再回家。

“就是跟生活斗智斗勇。”许佳说。

输赢

某种程度上，如今能够卷起来的人是幸福的。

在聊到的这些年轻人里，不同的人，对“卷”有不同的定义。有人觉得“卷”是一种努力；有人觉得“卷”是一个贬义词；还有人觉得“卷”是一种无奈。但不管时代如何变迁，对这些年轻人来说，卷总是会有两种结果，赢或是输。

年轻人们迎来了自己阶段性的结局——

前段时间，周苗苗成功升职成班组长，重新拥有了一些底气和自由，有亲戚给她介绍对象，她用“最近升了领导没空见面”为由拒绝了。而从大三就开始卷的罗宇，进入了大厂在成都的总公司，入职了一个“两三年没有招人”的重要部门，在24岁的年纪拿到了3万以上的月薪。他计划，要在自己28岁时达到年薪100万，买一辆保时捷。至于设计院的李润，躲开了优化，成为了部门里的核心成员，“有90%的概率不会动我了”。从上海回到成都的程风，是输的一方，他的“有挑战性的大项目”没做好，领导不认可，最后拿了一个很差的绩效。

卷不动的人开始想着融入成都。

2017年，因为无法接受同事“太不卷”，杨夏离开了那家小公司，入职一家创业公司，没过多久，公司倒闭，他借着这个机会转到传统行业，钱赚得少了，时间丰裕了。他可以每天下午五点下班，约朋友一起去吃饭，喝酒，或是回家育儿，带爱人孩子出门散步。

回成都的第一年，他跟朋友聊天时，在北京时的往事总是话题中心，时间越久，“北京”出现的频率越低。杨夏把重建生活的过程称为“本地化”，这是大部分回到成都、并且能一直在这里生活下去的人的必经之路。

最近，做大项目失败的程风，也开始了“本地化”的尝试。他每周末去打卡成都的咖啡馆，跟陌生人聊天，看到咖啡师招呼着客人，熟练地调制咖啡时，他冒出一个想法，自己有没有可能离开互联网公司，做个快乐的咖啡师？

还有人来了又走，比如许佳，他最近两个月经常打开招聘软件，看广州的工作机会，“相同岗位工资比成都高1.5倍”。跟周苗苗前后脚来成都的朋友，去了深圳，对方说，“累，但是工资翻倍”，就连“卷王”周苗苗，也有些想回去。

但她确实也回不去了。尤其是现在，她更担心的是自己能不能一直留下来的问题。她的岗位并不是盈利部门，她总担心自己是不是也有一天会被外包替代，“公司如果想降本增效，都换成便宜的外包也不是不可能”。

十月下旬，周苗苗推掉了加班任务，难得地跟朋友去了成都的熊猫基地。在久违的自由空气里，她和朋友在熊猫别墅外闲逛，看熊猫把自己摊成一张饼，躺在架子上晒太阳。朋友跟她感慨：“要是变成熊猫就好了，不需要工作，每天吃、睡、玩，所有人都爱自己。”

周苗苗几乎本能地回答——“别想了，熊猫还得出国交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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