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讯：“体育外卖”悄然升温

随着体育成绩在中考的权重不断提高，青少年提升体能的需求大增，“补习体育”甚至也成了部分家长的“新焦虑”。

在很多城市，家长只需要通过手机下单，“体育外卖员”便会穿着运动制服，背着障碍桶、弹力带、防滑垫等器材，给孩子带来一堂体育课。而体育课的场景也从校园操场，变为了公园绿地甚至是小区楼下的开阔地。

中国新闻周刊了解到，部分家长出于学生假期保持运动习惯或应考的需求，催生了这个新业态。但目前，“体育外卖”由于“千人千面”的特性，仍没有统一的服务标准和质量评估保障。

对于体育行业从业者来说，这片领域未来或许真的是一片蓝海。

社交媒体搜索“体育外卖”已有大量教练在从业推广 图/社交媒体截图

“体育外卖”，双职工最爱？

2020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和《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校体育工作的意见》。两大政策明确提出“强化体育评价”“改进中考体育测试内容、方式和计分办法，科学确定并逐步提高分值”。

此后，全国多地出台政策对中考体育增加过程性考核。如北京各中小学，将四、六、八年级学生的体质健康测试结果计入中考，以北京为标杆，河北、天津、吉林长春、四川绵阳、陕西等地纷纷已建立过程性评价考核体系。

9月10日，武汉的朱女士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新学期上小学六年级的儿子，暑假平日主要是老人照顾。孩子每天作业做完，基本上就是躺在沙发上看电视。

“我们平日里早出晚归，晚饭都很难与孩子一起吃，更不要提带他出门锻炼了。”朱女士发现，孩子因为缺乏运动，不仅体形变得肥胖，体能也很差，稍微活动一下就会喊累。

想到再过一年即将上初中，孩子也要面临中考体育过程性考试，朱女士决定改变一下孩子的运动习惯。暑假期间，在同小区的其他母亲的介绍下，朱女士抱着试试看的心态一起拼团下单了“体育外卖”。

在约定好时间后，一家青少年体育培训机构的教练带着器械来到了朱女士家小区，体育课便开在小区内的空地上。课程为单次结算，视人数多少收费每小时80至120元不等。

朱女士发现，提供“体育外卖”服务的老师并不是自己印象中凶巴巴的体育老师形象，反而很有耐心，通过部分游戏的形式调动孩子的积极性，并且在过程中持续给予孩子鼓励。在“专人”的督促下，儿子的锻炼动力还是得到了增强，几次课下来，体重降低了一些。

在朱女士看来，对于自己家庭的现实情况来说，“体育外卖”服务是较为合适的选择。首先是时间选择灵活；其次，不需要家长送至机构处便可以完成，父母、老人甚至可以在家里厨房一边做饭，一边通过窗户观察课程情况。

更重要的是，相比起一些机构以“预付费”形式先收动辄数千、上万元的课包，单次付费的方式深得朱女士的喜爱，“不会给人留下爆雷、圈钱跑路的印象”。

运动健身领域专家，精练GYM SQUARE创始人唐欢也观察到了“体育外卖”这种新业态。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通过自己的观察，当前‘体育外卖’的消费需求呈细分趋势，除青少年体育启蒙，专项考试，公务员、公安、消防体测，健身私教，市场中都有存在。

“但目前，还没有企业、机构进行很大样本的详细调研，目前来看“体育外卖”更多还是家长们因应试而产生的需求。”唐欢说。

在唐欢看来，如今部分城市的中考体育，除了跑步、跳绳、仰卧起坐、引体向上等传统项目外，也纷纷加入了足、篮、排大球，乒、羽等小球进行选考。中考体育因过程评价时间拉长，考试项目增多，未来不排除家长对于体育专项的需求继续增加。

体育生，春天来了？

“体育外卖”除了消费端有一定数量的需求外，也在持续吸引着服务“供给侧”的目光。

刚开学返校不久的北京体育大学大二学生，国家一级排球运动员王诗媛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自己大一学年已在北京从事了近一年的“体育外卖”。

王诗媛介绍称，自己平均一周能接3—5课时，一个月能有几千元不等的收入。

“以我带过的客户来看，只有一小部分是小学生排球兴趣启蒙，还有一些体育单招排球特长生找过我陪练，绝大多数还是体育中考。”王诗媛表示，受一些社交媒体短视频“攻略”的宣传影响，有不少学生和家长认为，如果一个学生没有很多球类运动基础，排球是相对简单，容易拿高分和满分的项目。

过往接单过程中，王诗媛发现，不少体育中考考生家庭，其下单时间往往是在临近考试前若干个月，目标显然是“快速突击”。“家长的诉求也是快速提升成绩，所以带球类基础相对薄弱的中考学生训练，确实还是有一定压力。”

王诗媛表示，在快速摸清考生个体的素质基础上，有时候不能急于训练考试科目，反而是先需要花一些时间，通过不同形式的身体训练、敏捷性训练，让考生综合提升球感、人球位置的空间方位感，逐步对于考生应试的科目成绩进行提升。

“球感训练等方式打好了基础，应对考试就更顺畅自如。”王诗媛说。

在王诗媛看来，作为“上门经济”的细分领域，“体育外卖”的确可以拓宽体育专业学生就业的渠道，自己身边不少同学都在利用课余时间，以不同频次进行接单，甚至有一些已经毕业的学长也进入了这样的领域“轻资产创业”。

毕业于广州体育学院的前田径十项全能运动员，在南宁市从事“体育外卖”兼职的高进进教练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随着中小学生开学，部分家长购买服务的时间都是在上学、工作8小时之外，“体育外卖”给予了服务者灵活的就业时间和服务方式，让自己在工作之余增加了兼职的可能，从而提升收入。

中国新闻周刊了解到，对于职业规划为体育教育的部分体育专业学生而言，在学业之余进行这样的兼职工作，因积累过面对不同学生训练的经验，也会对未来的就业产生积极的作用。

“体育外卖”，要证吗？

9月4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释放体育消费潜力进一步推进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

“体育外卖”模式与《意见》第三章，激发体育消费需求深度呼应：一方面，“体育外卖”利用小区空地、公共空间等“金角银边”，拓展了体育消费场景；另一方面，消费者通过网络平台搜索、沟通、下单的全流程，与《意见》倡导的“智能化、定制化、体验式体育消费新模式”契合。

在唐欢看来，“体育外卖”未来能否形成可观的商业想象空间，还需要结合政策和数据持续进行观察和调研。“从目前来看，由于‘体育外卖’普遍摒弃了大额预付费，单次付费模式更受认可，所以平台零工模式、小团队合伙模式预计会成为主流形态。”

“体育外卖”的主要场所为小区、公园 图/中新图片 中新社记者 侯宇 摄

采访中，部分受访者对中国新闻周刊表达了对“体育外卖”的担忧，主要来自教练资质、场地安全隐患等方面。

教练资质方面，国家体育总局针对课外体育培训监管，曾于2021年12月印发《课外体育培训行为规范》，规定执教人员应持有体育教练员职称证书、社会体育指导员职业资格证书等6种证书中的至少一种。但家长在下单“体育外卖”时往往对教练证书的不同渠道类型缺乏了解。

国家体育总局授权系统服务平台体教联盟CSEA（以下简称“体教联盟”）负责人张海涛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针对“体育外卖”，体育主管部门、高校及各单项体育协会有必要构建多层级认证体系。

张海涛介绍称，体教联盟是针对专业需求和泛大众需求，分设了教练员和陪练员“双师”模式，其中陪练员的特点更贴合“体育外卖”。“针对陪练员的认证，我们认为更需注重实践辅助能力，会要求陪练员首先必须持有二级及以上运动员技术等级证书，并通过运动损伤、运动心理、《中小学体育教学指导课》等课程培训，以此确保陪练员具有训练节奏把控、安全风险预判及应急处理和沟通的能力。”

至于场地问题，由于“体育外卖”的上课地点大部分是在小区内部，或是公园等，一些路段人来人往，车辆进出，是否适合运动，具体环境是否会导致意外伤害很难判断。这种复杂的场地情况，当下似乎难有统一标准，只能依靠教练的经验评判和筛选。

王诗媛坦言，排除干扰授课，让孩子在尽可能安全的环境下训练，确实是服务者首先要考虑的重点。“按我的经历而言，提前和家长进行针对环境、器材的细致沟通非常重要。排球备考，有时需要支起网架，球可能会不规律飞行，如果是室外环境，需要提前视频或踩点查看场地的地面条件、安全性以及周围事物，判断教学过程中可能产生的意外因素。”

即便中考体育训练多为相对基础的动作，没有风险过高的难度动作，但为确保“万无一失”，王诗媛仍然认为，付费的家长一方和平台一方，应综合考虑意外伤害保险的覆盖。

在广东卓建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律师、体育文娱法律研究中心主任丁涛看来，因为“体育外卖”模式存在单次授课时间短、单次结算付费的特点，双方往往不会签署细则多的规范合同，很多人甚至采取现金、转账交易。因此，如果出现纠纷后，维权难度较高。

丁涛认为，“体育外卖”本质上仍属于体育类教培，整体上看平台以及靠平台接单的教练，安全保障的责任和义务更大一些。“平台方除了需严格审核教练资质，建立岗前培训与定期考核机制外，最理想的情况是携教练一道，严格按照青少年特点，将相关课程内容提前向消费者展示介绍，录制视频教案，阐明相关训练原理，制定相关内容标准。针对安全方面，提前协商有关事宜，尽到相关的风险告知义务。”

“在不侵犯隐私的前提下，如果可以视频记录授课过程，事实上对于双方是更有保障的形式，避免日后产生较大争议时没有第一手记录作为判定的证据。”丁涛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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