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报道:法治故事丨天子脚下的言谏与申诉

在中国历史题材的影视剧中，一旦牵涉“官司”，往往少不了击鼓鸣冤的情节，似乎击鼓便是古代中国提起诉讼的“前置程序”。事实上，县衙前的堂鼓最早并非为鸣冤而设，而是官署发布“下班”信号的工具。红日西沉，天色将暮，衙役击鼓，县令今日便不再理事，这是古人的“朝九晚五”。

县衙的堂鼓不为“鸣冤”，那击鼓鸣冤之说难道只是一种文化演绎吗？倒也不是。鸣冤鼓在历史上的确有原型，那便是登闻鼓。只是这面鼓不设在寻常县衙，而设在天子脚下；鸣冤的对象也不是县令，而是皇帝。

登闻鼓雏形早在传说中的三皇五帝时期就出现了。尧为了方便百姓对其进行建议批评，在交通便利之地设下了“进善旌”和“诽谤木”以开通言路，这一举措便是登闻鼓的源头。如果说旌与鼓还有所差别，到大禹时期便已出现了鼓的身影。《管子·桓公问》中说“禹立谏鼓于朝”，这里立的鼓是路鼓。《容成氏》22号简中有更详细的记载：“禹乃建鼓于廷，以为民之有讼告者鼓焉。鼓，禹必速出，冬不敢以苍辞，夏不敢以暑辞。”可见若有百姓为争讼而撞鼓，大禹便会出来办理案件。大禹时期的路鼓制度已经与诉讼相关，但其主要职能还是广开言路。

(资料图片仅供参考)

到了周朝，路鼓制度已经渐成定制，而且还出现了与之相应的肺石制度。《周礼》分别有“建路鼓于大寝之门外，而掌其政，以待达穷者与遽令”和“以肺石达穷民。凡远近茕独老幼之欲有复于上，而其长弗达者，立于肺石三日，士听其辞，以告于上，而罪其长”的记载。路鼓与肺石均为“达穷”而设，即将社会上的困穷之情上达于天子；因承载着这一精神，所以路鼓的形制不是双面鼓而是四面鼓，其寓意为“四方无所不达”。

虽然三皇五帝时期就已经有了登闻鼓的雏形，但“登闻鼓”三字却是在《晋书》中首次出现的。泰始五年（269年），“西平人麹路伐登闻鼓，言多祅谤，有司奏弃市。帝曰：‘朕之过也。’捨而不问”。泰始为晋武帝司马炎年号，泰始五年离孙吴灭亡尚有十一年，所以登闻鼓制度最晚在三国时期就已经正式诞生了。

西晋统一不久便陷入分裂，直至隋朝才重归一统。就在隋朝，登闻鼓制度开始转型：一方面，其提起的程序逐渐规范化、详细化；另一方面，其重心逐渐从言谏向申诉倾斜，也就是后世所谓的击鼓鸣冤。

《隋书·刑法志》对登闻鼓有了详细的规定：“有枉屈县不理者，令以次经郡及州，至省仍不理，乃诣阙申诉。有所未惬，听挝登闻鼓，有司录状奏之。”这一段文字表明了两层含义：第一，登闻鼓制度受理的是“枉屈”之案；第二，只有当正常程序无法实施、县郡州省各级官吏均惰于行使审理权时，才能允许挝登闻鼓。通过这一规定，登闻鼓制度与言谏职能分流，成为单纯的司法补救程序。

隋朝将登闻鼓制度定位为司法补救程序，这一程序的启动应以正常司法程序无法顺利进行为前提，而非在未经县、郡、州诸官吏审理时直接适用。相对于隋朝的审慎态度，唐朝对登闻鼓的适用则更加积极。唐朝同时在东西朝堂设立了肺石与登闻鼓为鸣冤者服务，同时还严格规定了挝登闻鼓案件的程序，从监门卫奏闻开始，经尚书省左右丞、三司可直至皇帝本人。为了保证登闻鼓案件不被官员压制，《唐律疏议》中规定“主司不即受者，加罪一等”，至此，登闻鼓制度已经颇为健全。

历经魏晋的成形与隋唐的发展，登闻鼓制度到了宋朝变得更加完善复杂。北宋一方面新设了鼓司，另一方面将武则天设置的匦使院进行了大换血，“改匦院成登闻鼓院，东延恩匦为崇仁检院，南招谏匦为思谏检院，西申冤匦为申明检院，北通玄匦为招贤检院”。后鼓司、登闻院又分别改为登闻鼓院、登闻检院，登闻检院负责接受登闻鼓院应当受理而不受理的案件——其职能与后世的检察院已经非常相近。

与两宋相对，辽、金效仿宋制，前者设置钟院以达民冤，后改钟院为登闻鼓院；后者更全盘接受了登闻鼓院和登闻检院的建制，并规定其官员女真、汉人各一名，以化解民族矛盾。元朝同样承袭宋制，“谕中书省，议立登闻鼓”，但将焦点收拢在“冤无所诉”的案件上。

明朝立国之初便设置了登闻鼓。洪武时期的登闻鼓制度依然立足于单一的司法救助程序，而且只针对重大案件，至于户婚、田土等“细事”则归有司，不得走登闻鼓程序。有明一朝治官之法极重，宣德年间，明宣宗朱瞻基担心百姓畏惧监督登闻鼓之人而不敢击鼓鸣冤，将登闻鼓从午门搬到了长安右门，由六科给事中轮流值班，互相监督，接收击鼓申诉上奏的案件。

明清易代后，清朝承明朝旧制，于顺治年间设登闻鼓，立诸都察院；并在之后同样改设长安右门外。清朝未有明朝时强大的言官系统，登闻鼓制度中的言谏职能终于被剥离，而紧紧收拢在针对“冤抑之事”“衙门不理”或“审断不公”情形的鸣冤申诉中。不过此时的登闻鼓案件已不再由皇帝亲审，而是交刑部查办，登闻鼓“通达天庭”的意味已经有所削减。

登闻鼓、肺石以及匦函制度在宋朝出现了糅合的趋势，而元朝灭南宋后，又将登闻鼓制度的适用范围缩小，唯“许有冤者挝鼓以闻”。随着朝代更迭，登闻鼓制度时而包括言谏时而不包括，这一反复的趋势直到晚清时期统归于单一的司法程序，击鼓鸣冤这一文化印记，也由此定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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