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省和大厂，富士康河南往事

壹

2010年3月份，一个由富士康派出的工作小组悄悄来到了河南。

(相关资料图)

此行的目的很神秘，连负责接待的地方官员都摸不准对方究竟干什么。工作小组列出了一份提纲，向官员们咨询了一些问题，然后就离开了。

一个月之前，河南省政府下发一份文件——《2010年河南省招商引资行动计划》，招商引资成为河南上下的重头工作。这个内陆传统农业大省，摩拳擦掌，准备要干一番事业。

省会郑州的官员们纷纷出动，派出几十支分队南下北上，到北京和深圳等地找项目、谈合作。为了打动对方，小分队摆出低姿态，一对一跟进，甚至24小时贴身服务。在邀请到的赴郑州考察企业中，就包括富士康。

这一年，据当地媒体评价称，标志着河南全面进入“大招商时代”。

其实满腔热情的不止是河南。那段时间，正逢中西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的浪潮，不少省份都掀起了招商热。坐拥一亿人口的河南，也提出“会聚一切力量，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果断投身到这股洪流之中。

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09年底，河南省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总量超过2200万人。那是国内“人口红利”的巅峰时期，每年都有难以计数的河南人奔赴外省谋生。河南有地，有人，还有灰突突的煤炭和水泥产业，但高新技术产业却乏善可陈。这个面貌，河南人太想改变了。

在富士康的先遣小组离开之后，回过味来的河南省，迅速把对接层面从市级上升到省级。考虑到潜在竞争对手不少，为以示诚意，规格自然也必须上一个台阶。

在垂涎富士康的各地眼中，这家全球电子产业代工巨头，无疑有巨大诱惑力。富士康早在1988年就投资大陆，当时在深圳开了第一家厂，后来员工数一度达到三四十万。除了深圳，富士康陆续又在多个城市投资建厂，每到一处就意味着大量的税收、就业以及产业链企业入驻。对地方政府来说，这显然是个招商引资的优质目标。到2007年，由富士康代工生产的第一代iPhone问世，从此又与苹果紧紧绑定在一起，开启了富士康的一个辉煌时期。

河南并不是到2010年才对富士康感兴趣，更早的2007年，郑州就成立了一个级别很高的小组，由市长亲自挂帅，专门负责协调推进与富士康的合作项目，但一直没有实质效果。那一年，武汉、南京、秦皇岛、廊坊、营口等地的富士康园区开幕，此后的2009年，富士康又在重庆和成都设厂，而河南迟迟没能啃下这块骨头。

贰

富士康不是没有烦恼。

2010年1月份开始，这家代工巨头卷入多起员工跳楼事件，内部管理被舆论猛烈炮轰。富士康董事长郭台铭不得不鞠躬道歉，四处给危机灭火。这一年的“流年不利”似乎产生连锁反应，原本作为大本营的深圳，让富士康萌生去意。北迁计划暗中酝酿，富士康打算将主要的代工生产业务迁往别处。

同年5月份，上海。郭台铭在这里与河南相关领导进行了一场小范围高层会晤，标志着双方的谈判进程正式开始。随后一个月内，双方互相组队造访，紧锣密鼓谈判了四次，逐步敲定落户的一系列细节问题。

6月20日，郭台铭飞赴郑州，时任河南省省长亲到距离郑州25公里的新郑机场候机迎接。当晚，河南省设宴隆重款待了这位台湾首富，到此时，富士康的投资意向基本敲定。

河南方面开出的条件十分慷慨。郑州将提供10平方公里的超大地盘，这是深圳富士康龙华园区面积的4倍；企业所得税上，富士康获得绝大多数企业无法获得的长年减免时限；用工方面，河南各地政府将全力配合，向富士康的生产线输送大批的工人。而作为投资方，富士康核心业务的iPhone整机生产项目，将由深圳迁移到郑州。

河南省当年最重要的一笔招商引资，诞生了。

郭台铭吃完那顿晚宴不到两个月，富士康在郑州的首条产线正式投产，用于生产第三代iPhone和iPhone4。这个速度，据说让郭台铭大吃一惊。为了推进富士康项目，河南上下可谓“无微不至”，从全省10万招工到苹果手机的武装押运，都进行了巨额补贴。2010年11月底，在与河南省委书记的一次会见中，郭台铭连连表示，要给河南的投资环境打个“优秀”。

在富士康进入之前，河南省几乎没有完整的手机产业。当地官员甚至曾对媒体表示，在外出进行招商时，一度都没有信心去接触科技公司。河南经济长期依赖的，是资源型工业，而对当时郑州工厂附近的村镇居民来说，他们祖辈更是以务农种枣为生。所谓“富士康”，一度距离他们太遥远了。

就是在一片黄土枣林上，富士康郑州厂区开始建立。郭台铭当年只能在枣树下与客商合影，憧憬着将来的远大前景。他和富士康的到来，也的确改变了许多当地人的命运，年轻人纷纷应聘进入这家工厂，场面一时堪称万人空巷。他们进入流水线，成为iPhone神话背后的一颗颗螺丝钉。

叁

为提高通关效率，当时在郑州厂区大门外的几百米，就是郑州保税区海关。

一部iPhone手机，从出厂运输到保税区海关，在那里完成手续，然后直接运上停靠在郑州机场的跨国快递公司的货运专机，经过若干小时飞行后，就能够到达全球各地。

据报道称，富士康进入河南后的几年间，郑州机场全货机的周航班量超过100班。2010年至2017年，郑州机场货邮吞吐量年均增长率为28.73%，位列全国第一。而贡献了四五成苹果产能的郑州，也成了名副其实的“iPhone之城”。

在富士康项目落地的各省份中，河南是受影响最大的那个。

GDP层面，郑州和同为中部重要省会的长沙，进行过多年的GDP拉锯战。在富士康进入前的2009年，长沙GDP总量超过郑州，且两者的差距随后几年扩大到千亿级。郑州在2011年迎来拐点，那也是富士康工厂刚刚投产的年份，其经济总量开始一路飙升，到2019年终于反超长沙，牢牢坐稳“万亿俱乐部”。

外贸方面，河南经济的外向度曾长期低迷。富士康的到来扭转了这个局面，2010年河南外贸排名在中部六省份中上升到第一。2011年，河南进出口总值首次突破300亿美元，其中富士康厂区占到29%，成为河南全省外贸的最大推力。2015年更是成为顶点，当年富士康占河南全省外贸进出口的比重，攀升到67.5%。对河南外贸的贡献率，也史无前例地达到115%。虽然之后几年富士康效应有所减弱，但截至去年底，其占河南省进出口总额的比例，仍达到60%。

而对当地普通人而言，能切实感受到的就是房价。富士康的郑州航空港厂区，原本是距离郑州市中心几十公里远的荒芜之地，没有多少房地产投资价值。但富士康成为该区房价的主要推手，到2019年时，附近住宅的均价达到每平米一万元左右。“这个区（航空港区）就是富士康”，成为富士康与河南当地关系的真实写照。

虽然两者度过多年的蜜月期，但实际上，河南内部也曾对这种关系做过讨论。

早在2013年，河南省就考虑如何解决过度依赖富士康的问题，当年还设置了研究课题——《引入富士康对河南对外开放的利与弊》，去分析各种可能性。或许在其看来，作为代工巨头的富士康，一方面可以促进当地经济发展，但另一方面毕竟处于产业链的低端，毛利率低，潜力不足。郑州和河南的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似乎不能押注在富士康身上。

以代工iPhone为例，在iPhone6上市时，曾有市场机构分析称，一部售价上万的iPhone 6成本价为1227元，而富士康每一部只能赚25元。辛辛苦苦打工，但收益却如此低微，俨然直揭了代工厂的隐痛。

到2019年，在河南省官方发布的《河南经济蓝皮书》中，又称“要提升富士康融入河南的水平和层次”。尽管仍然被视为河南省的外贸顶梁柱，但与当年全省通力引入富士康时的“盛况”相比，情形难以同日而语。

如今的富士康和河南，正在经历甜蜜后的阵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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