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热搜：何谓理想生活？——一个意识流小说家与经济学家的交往

赵柏田

莎士比亚的妹妹

《一间自己的屋子》，是弗吉尼亚·伍尔夫1928年在剑桥大学纽南姆女子学院以“妇女和小说”为题所作演讲的讲稿。如果说欧洲小说的源头有二，一为水手归来讲述他的历险故事，二为妇女在客厅里打发无聊时间，伍尔夫的小说无疑属于客厅小说或居室里的小说。每一个想要自己侍奉文学的女性都应该重读伍尔夫，因为她说出了一个常识：一个女人如果要想写小说，她一定要有钱，还要有一间自己的屋子。

(资料图片)

当然伍尔夫也说过这样丧气的话，“猫不能进天堂，就像女人不能写莎士比亚的剧本”。这倒不是她身为女性看不起女性，而是女性的写作实在太难。她要生育，要养孩子，还要去职场打拼。对一个十九世纪的女性来说，她要写作，最大的制约是周边环境。那时候的中产阶级家庭，一般都是合用一个起居室，这家的女主人如果要写作，就得在那间公共的起居室里写。伍尔夫举简·奥斯汀的例子说，简·奥斯汀没有书房可去，大部分的写作都是在公共起居室里完成的。她特别小心，不让佣人和家人疑心到她在写作，一听到门轴响，就把草稿藏好，或者用一张吸墨纸盖上。

伍尔夫说她特别钦佩简·奥斯汀。她认为，家庭公共起居室约束了简·奥斯汀的写作，也成就了她，让她在这种躲藏中受到了最初的观察训练，人的情感深深地印在了她心里，人与人的关系总在她眼前，所以，一个中产阶级家庭的女性要提笔写作，自然是去写小说。因为小说就像一个蜘蛛网，总是四角附着在人生上，虽然也许永远很轻地附着。

她眼中的简·奥斯汀，是一个女版的莎士比亚：“这是一个大约1800年时候的女人，不憎恨，不怨忿，不反抗，不讲道地写作。那就是莎士比亚的写法……两个人的脑子都是消除了一切障碍的。也因为如此，简·奥斯汀穿透她所写的每一个字，莎士比亚也穿透他写的每一个字。”

身为意识流小说家的伍尔夫，对经济和物质世界这么重视，或许可以追溯她的朋友、经济学家梅纳德·凯恩斯对她的影响。想当初，伍尔夫和姐姐瓦妮莎从父母家搬出来，住到布鲁姆斯伯里的戈登广场，凯恩斯二十出头，风华正茂，也刚从剑桥过来，住在附近，未来的经济学大拿成了两姐妹的男闺蜜。他们经常通信，一起欢聚，参加小圈子的读书会，他或许还对其中的某一位暗生情愫。但这又怎样呢？比起光耀万丈的布鲁姆斯伯里精神，这些凡俗的事，包括爱情，都是可有可无的吧。

在这个超凡脱俗又亲密无间的小圈子的影响下，女作家的心智和天赋从没有受过一天束缚。所以，她成了最早说出这个常识的人：“自由才能产生伟大的作品”。这就是她为什么不主张女人去写诗。因为诗全靠智力的自由，而智力的自由全靠物质环境，“这就是我这么在乎钱和自己的一间屋子的理由。”

伍尔夫劝告来听她演讲的工人阶级妇女们，弄足了钱去旅行，去闲游，去冥想世界的过去、未来，看着书梦想，在街头巷尾徘徊，“让思想的钓丝深深地沉入流水中去”。这是她设想的“文明社会”的理想生活——充满想象力的生活。

她还说，我绝不把你们限制在小说里，你可以写游记、传记、批评、哲学，以及科学，这样一来，你们写小说的技能一定进步，因为“书有一种互相影响的力量”。

总之一句话，要学会与现实共存，去寻求它，收集它，然后传达给其他人。“成为自己比什么都要紧，不要梦想去影响别人。只要就事物的本身想。”

伍尔夫说的小说家的“现实”，它可以“使静穆的世界比说话的世界更真实些”。她认为一个作家比别人更有机会与现实共同生存。作家的责任就是去寻求它，收集它，然后传达给其余的人。不写作的女人，自然听不懂她在说什么。

演讲中，伍尔夫让听众们设想，莎士比亚曾经有一个妹妹，长得非常像她哥哥，灰色的眼睛，弯弯的眉毛，这个妹妹和莎士比亚一样有着特殊的天才，大胆，富有想象力，渴望去看外边的世界。她躲在堆放苹果的阁楼里偷偷写几页诗文。但在那个年代这些都是不被允许的。她很年轻就死了。在莎士比亚时代，任何女人有莎士比亚那样的天才是不可想象的，她一定会发疯，“半像女巫，半像妖魔，被人怕，被人笑”。于是她在一个冬夜自杀了，“没有写过一个字”。“现在我相信这个从来没有写过一个字而埋在十字路口的诗人还活着。她活在你们里面，活在我里面，还活在今晚不在这里的很多别的女人里面，她们因为要洗碟子，还要给小孩子脱衣上床所以不能来。但是她是活着的，因为大诗人是不会死的，是永在的，所需要的只是一个机会借我们之间一个肉体出现。”

她说到这里的时候，那个小小的讲坛，我想它会衍射出一道神圣的光。那个死了的诗人，莎士比亚的妹妹，她又回来了。她活在伍尔夫身上，活在她已经放下了很久的肉体里。她从在场的那些无名的女人生命里吸取生命又转生了。或许她从没有死去，所有女性写作者都是莎士比亚的妹妹。

水银、海豹与男闺蜜

作为经济学史上最重要的人物之一，凯恩斯年纪轻轻就名声大噪，不到三十岁，就凭着一篇关于印度货币政策的文章确立了学术地位。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这么说，伍尔夫对二十世纪的小说的意义，可与凯恩斯对经济学产生的影响相媲美。

伍尔夫与凯恩斯友谊的起点，应该是在1907年。三年前，伍尔夫和她的姐姐瓦妮莎从位于肯辛顿的父母家中逃离出来，搬到了布鲁姆斯伯里的戈登广场。凯恩斯那时刚从剑桥过来，住在附近的菲茨罗伊广场，供职于印度事务部。两姐妹很快发现她们与凯恩斯有许多共同之处：他们都成长于相同的英国知识分子贵族家庭，都有着很深的剑桥缘源。他还热爱英国文学，尤其是诗歌和戏剧。他经常与她们聚餐，还应邀参加她们那激动人心的夜间聚会，与圈子里的其他朋友一起阅读名人回忆录。处身一群文人艺术家中间，凯恩斯的话不多，瓦妮莎调侃他“更像一尊佛像”，“静静地坐着，试图营造出一种一切皆有可能的氛围”。

瓦妮莎和克里夫·贝尔结婚后，伍尔夫搬离戈登广场。1911年起，她和几位密友一起住到布伦瑞克广场38号，这些人中包括她的弟弟阿德里安，画家邓肯·格兰特，未婚夫伦纳德，凯恩斯自己也不肯拉下。伍尔夫与伦纳德婚后度蜜月之前最后一件事，就是把凯恩斯的房租账单寄给他。

后来，伍尔夫夫妇把苏赛克斯郡的亚什汉姆之家租下作为乡间寓所，凯恩斯便成了常客。他甚至在1914年租下这幢房屋的几个房间，用来召开剑桥的秘密学会“信使会”的读书会。

一战期间，凯恩斯为英国财政部工作，布鲁姆斯伯里的朋友们都试图说服他辞职，以免他过度沉缅世俗事务“输给人性”。

1919年的巴黎和会，作为英国财政部代表的凯恩斯提醒与会衮衮诸公，切德国这块蛋糕不要切得太狠了，终因曲高和寡不被采纳，辞去财政部的职务，作为瓦妮莎的客人搬进了佛里附近的查尔斯顿农场，此处距伍尔夫夫妇定居的洛德梅尔不远。就是在这儿听着奶牛的叫声，凯恩斯写下了尖锐批评战后经济政策的《凡尔赛和约的经济后果》一书，预言“苦心孤诣的计谋到头来只是一场春梦而已”。

1925年，凯恩斯与俄国舞蹈演员莉迪亚·波洛科娃结婚后，他们租下了提尔顿，从这里可以看到他以前住的查尔斯顿。在这里直至1941年伍尔夫去世，这两对夫妇时常在一起吃饭，互相进行非正式的拜访。两家都没有孩子，这一份社交尤见珍贵。

从伍尔夫的日记和那些年的通信来看，她几乎把凯恩斯当作自己的兄长来看待。她经常求助于他，比如请他出面救助一战期间拒绝服兵役的人，为诗人T·S·艾略特找一份工作……凯恩斯在她面前出奇的好脾气，全都照办了。但其实她对这个男人还是不甚了解。她尤其不明白的是，他都已经那么出众了，为什么总喜欢自吹自擂，是逢场作戏还是本性如此？

她的感受是：“他就像是斜板上的一滴水银——有点不近人情，但又非常友善。”（1915年1月20日的日记）可以说是直男一个。

她为他还没读过自己的小说心生怨怼：“今晚去了查尔斯顿，在灯光下仔细地观察了一下梅纳德——像一个狼吞虎咽的海豹，双下巴，凸出的红嘴唇，一双小眼睛，性感，但又令人难以忍受地缺乏想象力。”（1920年9月26日的日记）“狼吞虎咽的海豹”，“双下巴”，“小眼睛”，她也真会埋汰人。

尽管如此，她还是把这个自大、友善、天真又不失有趣的家伙看作布鲁姆斯伯里“魔法精神”的主要来源（1918年1月14日日记）。他有经济学专长，名声不菲，在政府那里也排得上号，又不沾沾自喜欢，不只是她，小圈子里没有一个不喜欢他。她说他胖了，变得阔绰了，“但我是因为他的天真而喜欢他”。（1924年8月15日）

这关系，怎么说呢，看上去就像一对兄妹，有时候又像一对闺蜜。说起来她还大他一岁呢，很多时候却像个任性的小妹，恃宠而作，随意干涉哥哥的私事。1924年凯恩斯与芭蕾舞演员莉迪亚·波洛科娃恋爱时，伍尔夫曾经刁蛮地想阻挠他们，等到他们的恋情修成正果，她也了解茱迪亚之后，她的态度缓和了，她在日记中写道：“我喜欢娇小的莉迪亚：她是怎样思考的啊？就像一个展翅高飞的百灵鸟一样。一种光荣的天性鼓舞着她。我猜一定是非常友好的本性，指引她落到了梅纳德的身旁。”之后，两对夫妻经常一起欢度节日，一起去斯塔德兰湾海滩、宾登修道院和其他一些地方旅行。她说起他的口吻，都是骄傲的语气：“梅纳德，除了是目前健在的最伟大的经济学家之外，还有一位舞蹈家伴侣……我们都已经掌握了生活的艺术，而且非常痴迷于它。”（1925年9月6日日记）

弗吉尼亚姨妈心目中的救世英雄

凯恩斯在巴黎和会上主张对德宽容，降低协约国对德国的巨额赔偿要求，言不见用，愤而辞职，所谓祸福相倚，对他个人来说，这倒也不失为一桩幸事。起码，他在查尔斯顿农场写出了给他带来巨大声誉的《凡尔赛和约的经济后果》，当然还有滚滚而来的版税收入。

这本书的出版使他成了一个社会名流。当然，他先前也算够有名的了。但还是不一样，以前是小范围的红，现在则是成了顶流。成为名流的代价，是时间被人家瓜分了，与布鲁姆斯伯里朋友们在一起的机会就少了。但出没于公共舞台聚光灯下的凯恩斯其实是有点社恐的，一有机会还是逃回到他的小圈子里。好在他不摆谱，所以朋友们可以继续喜欢他。伍尔夫不无刻薄地说，“猪、戏剧和绘画，他全部都会谈论，但从来不会讨论首相和贵族，唉，梅纳德并不是个势利小人。”只要能跟朋友们在一起，他宁愿不做高不可攀的经济学家，甚至做个小丑都乐意。有一次，在提尔顿他的家中举行的布鲁姆斯伯里的一次聚会上，众人起哄，他与妻子莉迪亚共跳了一支康康舞。瓦妮莎·贝尔把夫妻共舞的场面画了下来，画名就叫《凯恩斯夫妇》。画中，莉迪亚的舞姿如花盛开，他自己，真的被画成了一个身子藏在门背后的小丑。

丰厚的版税也改变了凯恩斯的消费习惯，他花钱开始变得大手大脚。在布鲁姆斯伯里这个穷文人圈子里，他这么做很是让人侧目，也只有伍尔夫会对他进行善意的戏谑。好面子的凯恩斯买了一辆二手的劳斯莱斯，她嗤之以鼻。他买了几张优质的波斯地毯布置在家里，也被她呛了几回。有一次她还嘲笑凯恩斯在餐桌上用一个装着“廉价的樱桃白兰地”的醒酒器。另一次，凯恩斯买了一幅塞尚的画，被她大大褒奖了一回，因为她认为高雅的艺术品是充满想象力的生活的核心，她很高兴老友的生活中出现了想象力的原素。在她的暗示和鼓励下，他结交了一批画商朋友，购入的当代画作越来越多：安格尔的自画像、德拉克洛瓦的人物画、柯罗和马奈的风景画。

不久，她的姐姐瓦妮莎·贝尔的几个孩子都成年了。1927年，孩子们办了一份家庭报纸《查尔斯顿公报》，自己写稿子，自己印刷。孩子们的姨妈答应他们，要写一篇某个大人物的虚构的传记投稿。当她向孩子们透露这个人是大名鼎鼎的梅纳德·凯恩斯时，孩子们全都乐坏了。

这篇既像小说又像英雄传奇的文章在孩子们的催促下交稿了，并在家庭报纸上登了出来。文章有个很长的题目叫《提尔顿人：梅纳德夫妇的生活和冒险经历》。孩子们的姨妈没有食言，这篇传记用十八个小篇章，构筑了凯恩斯一生中的重要时刻，内容虽然怪异，却文笔简洁又充满深情。比如写到凯恩斯在一战期间的服务，这样评价：

凯恩斯先生

由于他的聪明才智

在战争期间

变得比之前更加富有

第七章包括一项说明，展示凯恩斯先生“向劳合·乔治（时任英国首相）准确地口述在接下来的一百万年中，世界将会被如何统治”。最终，乔治国王化解了危机，英雄告老还乡，他的事业也达到了顶峰：“娶了洛波科娃夫人，稳固了西班牙货币比塞塔，获得了永恒的荣誉和难以计数的阿比西尼亚奖金……”

这部戏仿的英雄史诗，是弗吉尼亚·伍尔夫专为瓦妮莎的孩子们所写的《杰出的查尔斯顿人》系列作品的一部分，很长时间它消失了。二十世纪末，原稿终得见天日，被大英图书馆买走。

在这个写给孩子们看的故事里，伍尔夫让莉迪亚也出场了，可见她对他们夫妇的热烈感情。这份感情直至她去世都未褪色。

然后，新一场战争即将爆发，盛筵难继，日后这些平淡的日子都将成为最美的回忆：“梅纳德和莉迪亚情投意合——亲爱的老梅纳德，那么乐观、那么强健，而且有些可爱，上帝是多么英明啊。我亲吻他。愿一切都已被原谅。愿终生保持现在的和平。”（1938年10月2日）

充满想象力的生活到底是什么样的？

伍尔夫没有接受过系统的经济学训练，凯恩斯的《凡尔赛和约的经济后果》一出版她就马上阅读，撇开友情不论，更多的可能是为其雅驯的行文所吸引。作为一个修辞学的行家里手，她为老友的文思泉涌所折服，她把此书描述为，“一本不带有丝毫艺术作品气息、却影响了全世界的书籍：一本伦理学著作”。但对于凡尔赛和约本身，对于经济学和政治，对于凯恩斯所愤称的巴黎和会制造的“迦太基式的和平”，她大概是懵懂的。一个有趣的细节是，这一时期她偶尔与经济学家共进晚宴后，她会抱怨说自己并不知道“如何投资自己的情绪资本”，这么看来，一定程度上她是受了经济学家思考问题的方式和话语的影响的。

对伍尔夫来说，一直纠结于心的，可能是这么一个女性主义的命题：为什么女性总是被看作不如男性？为什么她们总是无法对这个世界产生更多影响？这难道仅仅是生理方面的原因吗？

她认为，问题的症结不在身体，不在习俗，而在于财富和收入的分配上。由于她们没有收入，所以就无法接受教育，没有隐私，也就没有属于自己的时间。她在纽南姆女子学院所作讲演《一间自己的屋子》，也正是基于这一经济决定论的发挥：女人成不了莎士比亚，不是因为她们笨，而是因为她们没有对不动产的支配权和拥有自由时间的权力。

把布鲁姆斯伯里的成员们凝聚在一起的是一种共识，这种共识的核心理念是相信物质不是生活的全部，人类的进步不仅仅只是体现在经济增长。生活在最低层面上或许体现为一种生理性、物质性的活动，这种活动充满了竞争和攫取，但最高层面的生活肯定是一种涵盖了文学、艺术和科学的充满想象的生活，亦即精神生活。凯恩斯向他的朋友们保证说，借助于资本积累和科技发展，支撑一个充满想象力生活的经济方式很快会到来。

这一结论让伍尔夫感到吃惊，她觉得她的经济学家朋友未免过于乐观。一次她问他，梅纳德，你对于不朽有什么感想？凯恩斯的思路让她感觉有点跟不上趟，他这样回答她：“我是个理想主义者，所以我猜整体上我还是会认为，有些事情或许会持续下去。很清楚，才智才是唯一能让人兴奋的事物，物质并不存在。”（伍尔夫日记，1931年12月27日）

其实她自己一直没有放弃对这个主题的沉思。充满想象力的生活到底是什么样的？它真的到来的时候，能轻易辨认出来吗？另外，在文明社会里要达至这个充满想象力的生活，需要满足什么条件，克服什么障碍？她不像她的经济学家朋友那样乐观，起码她感觉不到，那个可以让人拥有无限收入和财富的极乐世界很快就会降临。她固执地认为，要提高女性地位，关键仍然是收入和财富分配。当一个社会为财富总量的增加而欢呼时，对贫穷的忽略仍然是一个极其危险的错误。

她的姐夫、布鲁姆斯伯里的另一个成员克里夫·贝尔想得要简单得多，他认为只要增加审美人群的数量，就能创造出一个“文明社会”，因为这些审美专家会像酵母一样，用他们的价值观把社会这个大面包发酵起来。审美的作用，伍尔夫当然认同，但一个社会如果不努力去减少贫穷、不建立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她认为“文明社会”仍只是空谈。

所谓充满想象力的生活，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艺术审美情感的交流。这几乎是布鲁姆斯伯里圈子的一个共识。伍尔夫本人就一直把艺术尤其是小说置于这种理想生活的核心，把自己视作一个生活的审美者。所以，蒙田这位“生活的艺术大师”才会成为她的心头好。因为这个生活在十六世纪法国古堡里的作家是一个真诚的人，“没有在市场中竖立雕像”，他希望的只是通过文字与灵魂交流。而基于审美的交流正是充满想象力的生活的关键。

声名鹊起的小说家乔伊斯是她审美情感交流的另一个对象，后者身上散发的怪异才华令她着迷，她觉得他们才是小说道路上真正的同道人，因为他们关注的都是内心的“灵光闪现”。

既然艺术和审美情感的交流是充满想象力的生活核心，那么大自然也理所应当是。当1919年冬天凯恩斯辞去财政部代表的官身回到查尔斯顿农场写作《凡尔赛和约的经济后果》，迎接他的总算还有友情和大自然的抚慰。说来也真是奇怪，似乎是一阵风吹来，一战后，布鲁姆斯伯里的成员几乎全都离开伦敦市中心，过起了乡村生活。难道他们是在逃避现实、逃避知识分子该当的一份责任？伍尔夫认为不是，他们是去寻找理想生活去了。在她看来，对大自然的亲近乃是充满想象力的生活题中应有之义。

所以那一时期她让华兹华斯和柯勒律治的诗歌成为她的床头读物，还有“老好人”查尔斯·兰姆的《伊利亚随笔》。这些杰出的文士中她最喜欢天才的柯勒律治。他就像一个精灵，张着翅膀，永远似梦非醒。他“男孩般的表情”激起了她莫名其妙的母爱。

她还宣称，从隐居瓦尔登湖的梭罗那里学到了“静穆和坚忍”，梭罗的一句“大自然里没有悲伤”深得她心。同样的热爱她还献给了有着公牛般力量的美国诗人瓦尔特·惠特曼，大自然不只让他的身体、也让他的灵魂带着电。而那个痴迷于猎杀野生动物的奥匈帝国的王储斐迪南大公，被萨拉热窝街头的混混们暗杀掉成为一战的导火索，在她看来简直是报应，“愤怒的大自然向他给予了还击，让他的骨头都在发烧”。这几乎是一首诗再现成不过的题材：

斐迪南大公像一只猎狗一样飞奔，

追赶到他城堡附近采蘑菇检干柴的老太婆。

他拿起一把猎枪向水里射击，杀死鳄鱼和鳍鱼；

他向空中射击，猎杀山鹬、鹌鹑、野鸡，

猎杀鹳、鹧鸪，雷鸟、秃鹰，

猎杀月亮。

城堡大客厅的金色穹顶下，挂满了他十年的猎物：

大象、树袋熊、臭鼬、牡鹿，黑羊与灰鹰。

(据他自己估计，光是牡鹿就打了五千多只。)

五十万只动物的幽灵，它们的毛皮与羽毛，如同穹顶垂下的钟乳石，

一头头野猪，毛发竖立，胁腹贴着胁腹，挤压着，

——“这些动物的眼睛清澈且漆黑如水”。

1914年，枪响了，大公的耳膜震了一下。

死去的动物欢快地看着屠杀它们的人的生命一步步走向终结，

一如当初它们自己那副模样。

“文化火花”下的经济学

伍尔夫的日记表明，凯恩斯的所有经济学著作刚一出版她几乎都通读了，尽管对后者所倡导的经济政策的政治含义不甚了了，但凯恩斯提出的国家宏观干预理论还是让她有所警惕，怀疑会转变成“我所怀疑的一种法西斯主义”，气鼓鼓地说打算去提尔顿当面质问他。凯恩斯呢，应该也是她忠实的读者，喜欢她的《岁月》，更甚于那本难懂的《海浪》，但公开场合他也只是吝啬地说，伍尔夫关于历史学家吉本的那篇文章是他读过的最好的文章之一，在“回忆录和传记”方面，她对他有过很好的引导。

关于写作，她有一个比喻——“跨篱笆”。日常写作对她来说就是“跨篱笆”，生怕跨不过去，经常自己逼自己，把心提到嗓子眼。“直到一切都写出来了，我也就解脱了，换言之，篱笆被推倒了。”（1920年8月15日日记）只要一停止工作，就感到自己在下坠。她还说，自己没有孩子，离群索居，饮食开销大，年纪又在一天天地增加，所以只有紧紧抓住写作。当然也有写得淋漓酣畅时的快乐，“我就像一面陈旧的旗帜，被自己的小说吹得飘了起来。”（1926年2月23日日记）

很少有人注意到，伍尔夫就像她的前辈、十九世纪的现实主义作家巴尔扎克一样，也经常在她的小说里关注贫穷的消解、收入与财富的分配。和她的经济学家朋友不同的是，她是通过讲故事传达出她的思考。她是作家，讲故事本来就是她的本色行当。出版于1919年的小说《夜与日》，有两个男主，一个叫威廉，一个叫拉尔夫，他们生活在爱德华七世时代的伦敦，梦想着从工厂生活里逃离出来，到充满想象力的生活中去，去写诗，或是写一部全新的英格兰史。这两人认定，只要有了足够的收入，这些目标就会实现。然后，拉尔夫去股票市场闯荡了一番，赚了钱，最后回到充满想象力生活的探索上来。

小说里的拉尔夫，有个姐姐叫“琼”，“琼”对拉尔夫的描述，很大程度上代表了伍尔夫心目中的凯恩斯：

“拉尔夫可能已经存了三百或是四百英磅。想想他为了存够这个数额而做出的牺牲，琼都会感到惊讶。他用这些钱做投机，买进一些股票，随后再抛出，有时会涨，有时也会跌，总是在冒着某一天不幸失去所有资产的风险。但尽管她对此感到怀疑，但仍禁不住更加爱他，因为他将斯巴达式的自我克制与对她来说似乎有些浪漫和孩子气的愚笨，奇怪地结合了起来。”

凯恩斯的影子出现在她笔下不是第一回。1931年完成的《海浪》，据她丈夫伦纳德说，小说里的男主纳维尔的原型本尊，就是凯恩斯。

作为二十世纪初无人能出其右的经济学家，凯恩斯对修辞的重视不亚于对他的老本行经济学的重视。他的写作风格“充满了想象、光芒与悖论”，如同萧伯纳所说，他是带着优雅而又富有学识的“文化火花”来写作经济学著作。与布鲁姆斯伯里圈子基于审美的交流，如同这个世界上所有美好的事物一样，让他受用终生。

尽管凯恩斯的《精英的聚会》里没有写到伍尔夫，但从交往的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一直密切关注着她最新的散文和小说，就像关注他的经济学一样。而且他们面对的是同一个二十世纪初的无序世界，伍尔夫对人的潜意识和现代主义的探索，与凯恩斯对待市场的态度，其实同出一辙：伍尔夫试图在她的小说中把混乱中的精神细节记录在案，凯恩斯则通过他的消费理论和未来投资理论，来重新安置杂乱无章的市场。他们都在现代主义的同一个语境中。

正是布鲁姆斯伯里老友们的影响，让凯恩斯这个骄傲的家伙身上一直激荡着理想主义和人文主义的火花。他学会了谦逊，把经济专长和知识看作宽广的文化视野的一部分，把经济学看作“文明的侍女”，因为他和这一群人文主义者都相信，理想生活应该是那种充满想象力的生活，一个实用的世界最终必将被道德和审美所取代。既如此，“为什么我们不可以开始从物质的丰裕中去收获精神的果实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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