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理想，那些决定背对北上广深的小镇青年

（一）

时代的潮涌之下，是无数个体命运的跌宕浮沉。

1990年，坐着绿皮火车从长沙到广州的青年导演成浩，在途径衡阳时，被站台上失控的人群惊呆了：衡阳站的月台上挤满了背满行囊的农民工，只要看到南下的列车，一群人便不顾安危，蜂拥而上，甚至试图从车窗爬进来。停车的间隙，另一辆烧煤的蒸汽货车进站了，人群毫不介意，转身奋力攀爬那列火车，以至于车站动用了大量的警察前来阻拦。成浩被站台上那些年轻人“必须要走”的眼神深深触动。成浩当时就下定决心，一定要拍一部以进城务工者为主题的电视剧。这就是《外来妹》的创作初衷。2年后，伴随着“小平南巡”的春风，《外来妹》在央视首播，创下央视收视率历史之最。

进城，去北上广淘金！自此成为所有小镇青年的共同热望，开往北京上海的绿皮火车里，没有旅人的疲惫，满满登登挤着无数朝圣者的憧憬。“这一个个年轻的生命，他们祖祖辈辈被钉在土地上，从没离开过家乡，对背井离乡的生活，他们显得那么执着，对未来的世界，充满了那样的渴望，他们不顾一切去尝试开拓一种新的生活，去闯荡他们从没见过的大千世界。”浩浩荡荡的进城潮背后，是地区间经济发展和资源配置的不平衡。北京第一家肯德基开业的时候，这片土地上的绝大多数小镇青年，根本不知汉堡为何物？

（《外来妹》剧照）在那时，“大城市”意味着新鲜事物、潮流时尚和包括工作机会在内的几乎一切优质资源。对于30年前的小镇青年而言，走向大城市，是他们能获得“美好生活”的唯一通途。（二）今天，北上广深每年依然吸引着近百万年轻人，但另一面是，近年来社会上第一次出现了“逃离北上广”的声音，甚至一度引爆舆论。不是每个人都能在北上广圆上那个属于自己的梦，或者说，很多人漂了一圈才发现，北上广没有属于自己的那个梦。在北京拼搏6年后终于离开的姚婧，说自己很反感“逃离”这个标签，她觉得逃离听起来，带有一丝丝“溃败”的意味，她不喜欢这样的说法。姚婧说她依然喜欢北京，也感恩于这座城市赋予她的一切，她和老公都没有京户，选择离开，最初是因为孩子的上学问题，“但其实那不过是一剂催化剂，内心里，早就渴望换一种生活方式了”。

和上世纪90年代蜂拥至北上广的年轻人不同，当下从小镇来到一线城市的年轻人，面对高耸于云的房价，已经不敢再奢望能够在此定居。“漂”这个词，终于从自嘲走向了现实。如果背后没有一个殷实的家庭掏空6个钱包来支持，在北京上海深圳这样的城市，别说学历不高的基层劳动者，就是从小学一路卷过来手持名校毕业证的“小镇做题家”，也没多少底气敢做买房结婚生娃，过上幸福生活这样的“凡人梦”。高昂的房价和几乎无法压缩的刚性生活成本，击碎了无数985名校毕业生的“诗和远方”。

《2019年小镇青年发展白皮书》显示：回乡的小镇青年中有52%的人曾经在北上广深和省会城市奋斗三年左右。这是一个恰到好处的时间，足够一个人走遍一座城，也足够一个人认清自己、理想和现实。江玲大学毕业后，回到了重庆江津的白沙镇，成为了江小白酿造基地江记酒庄的一名酒体分析化验员。

从家到公司，就算骑车也仅需20分钟，去年家里的柑橘丰收，她早晨甚至可以从容地开车送爷爷去附近的乡场卖柑橘，再返回公司也不会迟到。

这样的生活、娱乐与陪伴，想必亦是很多奋斗在北上广的同龄人，可望而不可即的“彼岸”。（三）2010年前后，中国媒体上出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名词：用工荒。对很多工厂老板而言，这是一个几十年来从未曾遇见过的状况。从打工潮到返乡潮，曾经的“人找厂”，逐渐变成了“厂找人”，小镇青年的迁徙路线，不仅仅反映着个体思想的转变，还有整个社会经济脉络的均衡延展。毕竟，能够有勇气离开北上广回乡追梦，需要一份更为现实的考量。我的前同事晓蕾19年末离开北京回到老家四线小城。我问她为什么回京，她说大学毕业后来北漂，是想看看更多可能，“但漂了快5年，这个城市有着无数的机会，但我并没有发现属于自己的更多可能。”的确，也不是每个人都能在北上广拼出一份百万年薪。不过，让她有勇气离开的最大原因，还是因为她和老公在老家的四线小城，都找到了很满意的工作。回到江津老家的90后小伙于海亮，曾在上海做了6年焊工。上海的确如梦幻般美好，也赚得更多，但小镇对于于海亮这样的青年有着更为现实的牵引力。

（白沙镇）“爷爷身体不好经常往返医院，弟弟还在上小学，我不在家的话，这些就要全靠我妈一个人撑着”。对26岁的于海亮而言，出来赚钱，本身就是希望能让妈妈和弟弟过的更好，如今，返乡成为一种更佳的选择。同样返回老家江津工作的古承泽，在广州和深圳漂泊已20余年。他有两个孩子，在他返乡之前，这两个孩子就是媒体口径下的“留守儿童”。

人到中年，年迈的父母已没有余力再照顾自己的两个孩子，事实上，他们也到了需要被人照顾的年纪。这是无数小镇青年涌进北上广深寻梦的另一个侧面：在城镇化一路高歌猛进的“暗影”里，出现了大量因年轻人进城而“空心化”的乡镇。小镇“空心化”造成的数量庞大的留守儿童和空巢老人，已经成为整个社会和小镇青年群体无法回避的“现实引力”。如今，90后的于海亮和70后的古承泽，都在江津白沙镇的江记酒庄工作。古师傅每天下午3点下班，他有了更多时间照顾两个孩子，习惯下班后直接去菜市场，然后回家为一家人做上一桌拿手好菜。

虽然没有在上海赚得多，但于海亮很满意自己在白沙镇的薪水，他有了更多的精力照顾爷爷、妈妈和弟弟，在上海从不关心房价的他，今年刚刚买了房，“要把爷爷、母亲和弟弟接过来一起住。”

解决留守儿童和空巢老人问题，最核心的是小镇要有足够的空间和工作岗位，安放返乡青年的能力与理想。2019年初，江小白董事长陶石泉发了一条微博：“我们2019的小目标是增加1000个就业岗位，其中至少900人工作地点为白沙镇，希望籍此减少500个留守儿童和空巢老人的社会问题”。

于海亮和古承泽，就在这1000个人之中。自2019年开始，江小白已经连续3年开放大规模招聘，助力更多在外漂泊的年轻人回乡工作。

江小白

与其年年想家，不如天天回家，今年，我们一起离家近一点。#重庆年味 #重庆人在外过年的仪式感

2021年春节，又有很多人在回家的飞机上、高铁上，看到了“江小白邀你回重庆上班”的邀请，经历一年多的疫情阻隔和特殊考验后，越来越多的人渴望能够离亲人和家乡更近一点，不必再忍受漂泊之苦。在江记酒庄的员工中，江津当地人占比高达八成，其实80后和90后员工占一半以上。江记酒庄只是小镇青年“返乡潮”的一个小小侧面。受益于时代发展，如今的三四线城市，早已今非昔比，小镇生活，早已不似一线中产们心中狭隘的刻板印象，早已不再等同于封闭、单一、刻板、无趣和虚度时光。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推动了小镇青年返乡意愿的高涨。他们开始意识到，同样一份再普通不过的“凡人梦”，在北上广深做起来，要远远疲惫于那个自己曾逃离的家乡。（四）生活不止有一种范式。就我个人而言，我十分欣赏那些挣扎于北上广的奋斗精神和闪亮理想。但人生的确是一根吝啬的平衡木，它极窄极陡，我们一只脚绑着功名利禄，一只脚绑着欢喜自在，一只手攥着升职加薪阶层跃升，另一只手托着家庭和睦身心安康……一介俗人，肉体凡胎，迈起步来，往往失衡。有时候人们忙着赶路，在疲惫之余，却忘了为何出发。近几年，小镇青年这个标签，愈发频繁地出现在财经媒体上，他们被视为未来消费的增长动力与无限商机，越来越多的商业巨头加入到下沉市场的鏖战中。苏宁金融研究院的分析报告指出，返乡的小镇青年挣得虽然没有北上深的同龄人多，但往往比北上深的同龄人，拥有更多的可支配收入和更强的消费欲望，也更敢花钱。

这背后，其核心是相对北上广的中产阶层，小镇青年所面临生存压力和心理焦虑指数都相对较低。就我个人感受而言，一个在北京月薪2万的CBD白领，生活幸福指数很可能低于在承德月薪7000的高中同学。有研究报告这样勾勒一个典型“小镇青年”的画像：

毕业后不久，就在父母的帮助下买了房，开一辆十多万的车，有一份稳定且不996的工作，从家到公司的单程通勤时间在30分钟以内。相比在北上深拼命内卷的同学，他们拥有更多大量的休闲娱乐时间，焦虑感较低，喜欢在节假日开一两个小时车到周边的大城市购物娱乐，只要愿意，每个周末都可以带着孩子回父母家团聚。

这样的生活图景，正被越来越多在外漂泊的小镇青年所渴望。每个人的视角不同，所求亦不同。坚持“只有北上广深的人生才值得一过”的观点，虽然披着一层“追梦”的光芒，但何尝不是另一种狭隘呢？有人喜欢北上广的光鲜亮丽和无处不在的机会，甚至喜欢那人与人之间的冷漠。也有人回望“小城”时，洞见了更广阔的纵深和更舒展的想象。小镇青年是衔接城乡之间的链条，他们抓住城市集群和高质量城镇化的时代红利，投身于家乡建设的主动探索，又恰到好处地弥合了过往城乡二元结构中的割裂式发展。很多小镇青年身上闪动着“小白精神”：他们的出身平凡普通，时代给予了他们一个并不响亮的标签，也同时也给予了他们拼搏的韧劲和对成功的渴望。他们自信自强，有志，有识，有恒。地域的标签，“小镇”的边界，无法预设这些年轻人对命运的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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