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拉拉被牛津录取 17岁时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

当地时间8月17日，曾因为女性教育权发声而被塔利班报复的巴基斯坦少女马拉拉在推特上宣布，自己被牛津录取。2012年，她被塔利班组织报复，身中数枪，但奇迹生还。2014年，年仅17岁的她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

最年轻诺奖得主背后的故事

2014年10月10日，马拉拉·优素福·扎伊获得了本年度的诺贝尔和平奖，成为诺奖所有项目中史上最年轻的得主。此刻起，她的名字和奥巴马、安南等历史难以忘却的人一同，被安放在了当今世界人道主义的圣坛上。

而这一天，距她17岁的生日，只过去了不到三个月。

十七岁。我十七岁的时候，还是一个额上生着粉刺，担忧着期中考，暗恋着后桌男生的普通女孩，如同全世界许多地方千千万万的少女一样，经历着青春期的烦恼与欢乐。而马拉拉十七岁的时候，已经为巴基斯坦女子教育奋斗了六年、从左额中枪中死里逃生、出版了“可以和安妮日记媲美”的个人回忆录、被《时代》杂志评为了全球最有影响力百人之一。

一、是谁需要马拉拉?

时势造英雄，马拉拉也不例外。她的成名是中东政权纷争、美国企图控制局面维护霸权地位、911事件后西方对伊斯兰文明的恐惧以及女权主义脱胎换骨、焕发生机的综合产物。

2008年底，塔利班控制了马拉拉的家乡--巴基斯坦西北边境的斯瓦特河谷。十一岁的马拉拉也是从这时开始了自己争取人权的活动。她以笔名“古尔马卡伊”在英国广播公司(BBC)的乌尔都语网站上写博客，以自己的亲身经历描绘了塔利班武装控制下斯瓦特山谷的悲惨生活：枪杀和斩首成为街边常景、往昔繁华的买卖市场门可罗雀、绿树和山涧被炮灰和枪声所掩盖……更为要紧的是，该政权对妇女权利的严重凌辱以及对女孩受教育的全权干涉。2009年1月，塔利班炸毁了当地的100余所女子学校，并颁布法令禁止女子受教育;一个月后，禁令解除，但是规定女孩只能接受严格的伊斯兰教育，且需穿长袍上学—然而，这个解禁形同虚设，分散在斯瓦特街头的武装人员依然极度仇视女性教育，马拉拉和她的同学们每天都在万分的惶恐中上学：走在路上需四处提防，因为随时可能被枪毙;许多老师顶不住压力纷纷离职;家长们因担忧孩子的安全而逐渐办理退学—孩子们坐在教室的每一天，都有可能是最后一天。

马拉拉与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

塔利班政权在阿富汗成立之初，是得到了美国政府的认可和支持的。甚至就在911事件前夕，美国还给予了其4300万美金的资金支持。2001年后，美国全向反恐，与“基地”组织过从甚密的塔利班成为了重点打击对象。在美国主导下的北约西方世界，开始将其认定为恐怖组织。对恐怖主义的后怕，渐渐演变为对逊尼派、普什图的仇恨以及对整个伊斯兰文明的抵触。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个振臂高呼教育权利的巴基斯坦小姑娘，开始引起人们的兴趣。

2009年春天，《纽约时报》记者亚当艾利斯找到了马拉拉的父亲萨胡丁·优素福·扎伊，并为他和马拉拉拍摄了一部纪录片，名为《消失的教室》。萨胡丁是斯瓦特当地一所女子学校的创办者兼校长，马拉拉是其中的学生。塔利班没有炸毁他的学校，但是也基本上摧毁了其正常运营。片中的马拉拉，面庞稚气，眼睛明亮。十一岁的她紧攥着自己的书包，坚定地说，“他们无法阻止我，我要受教育，我要实现我的理想。”

纪录片一经播出，引起了世界范围的轰动。人们的眼光聚焦到了这个身陷于塔利班专政苦海、年少却有思想的女孩。她与美国驻巴基斯坦代表理查霍布鲁克会面，恳请帮助;接受CNN专访，昭告天下;“我有大声说话的权利”;被国际儿童和平奖提名;获得巴基斯坦首届青年和平奖。女权主义者爱她的勇气和意志，爱她为同龄女孩争取权利的担当力和使命感;儿童保护者爱她独挑大梁，让世界看到了千万个不幸孩童的身影;自由主义者爱她对知识的渴求，爱她明白教育是通往更好世界的天梯;西方国家爱她，没有比她更好的反恐宣传材料了;第三世界爱她，相信“巴基斯坦的女儿”能为他们带来消失已久的宁静与希望。

于是，就在这个发达国家内心惶惶不安、满腹苦水无处倾倒的后恐怖主义时代，马拉拉应运而生了。她填补了西方世界的心理需求，以及第三世界的生理需求。

然而，在马拉拉的故乡斯瓦特，却传来了另一种声音。学校中的女孩子不认为马拉拉是她们的“偶像”，甚至有许多人觉得，她整天抛头露面，却没有为这一地区教育的发展做出任何实质的贡献，一切还是照旧。更为可怕的是，有人开始质疑马拉拉多年来所描述的困境的真实性。当地一名女校的老师说-- 她所在的学校从未受到过塔利班的威胁。“夸大危机、污蔑普什图文明、西方的棋子”等种种骂名也纷至沓来，更有甚者声称，马拉拉其实是美国中情局的间谍。

无论这些争议合理与否，都从侧面反映了一个事实—马拉拉的确是由西方打造的。在西方掌握话语权的今天，能被其选中的，才可成为一个广为人知的国际偶像。

二、成长与蜕变

在2009年的纪录片中，马拉拉还是一个羞涩、胆怯、声音微弱的孩子。她说自己想当医生，想学习科学，可是塔利班不让她上学，说着说着，便躲到父亲背后哭了起来。时隔几年，她已经变成了演讲台上自信、坚定的斗士。是什么让这个尚未成年的女孩早早成熟了起来?是什么让她在短短几年间完成了如此巨大的蜕变?

“穷人的的孩子早当家”，弱国的孩子也一样。巴基斯坦的幼女被父母打扮成男孩在路边卖花、姐姐不许上学在家里照顾弟弟妹妹、五六岁的女孩子往往被卖给有钱的人家做媳妇。“食移体，居移气”，在战争、流离和饥馑中长大，这些孩子往往都表现出了超年龄的成熟。动荡的时局、生活的压力、对学业的渴求，使马拉拉生性坚韧，这是她日后在更大的舞台上迅速成长的根本原因。此后，媒体的关注与曝光、铺天盖地的赞誉或中伤，以及头部中弹的意外……丰富曲折的人生，无论换作谁来经历，都会让人成熟。这是她成长的土壤。

然而，除了这一切，马拉拉之所以能走到今天，背后还有一个重要的推手，那就是她的父亲。

2013年，马拉拉登上了《时代》杂志的封面

2013年，时报记者，也是当年马拉拉成名纪录片作者--者亚当艾利斯，不知是出于对马拉拉2012年遇刺事件的良心不安，还是为了赶上13年10月马拉拉第一次成为诺贝尔和平奖提名者的新闻热潮，又出了一部纪录片，名为《制造马拉拉》。片中没有新的取景，只是回顾了她的成名经过，以及09年纪录片未播出画面的补充。用亚当自己的话讲，作为这个女孩成名的助力之一，我们都应该为她的遇害承担一定的责任。

在片中，亚当一再地强调，马拉拉的父亲，是对她一生影响最大的人。

萨胡丁·优素福·扎伊不仅是斯瓦特河谷私立女校的校长，同时，他也是当地著名的人权活动家，组织了大大小小的演讲、抗议和游行。他在采访中说，“在我们这种国家，爱哭的孩子才会有奶吃”。亚当对他的评价是“一位有野心的父亲”。

面对女儿想成为一名医生的理想，萨胡丁显得不以为然。“我看到了我女儿身上巨大的潜力，她应该成为一名政治家，而不是医生。”

2009年5月，巴基斯坦政府军进驻斯瓦特，全市人民被紧急疏散，马拉拉一家也被迫背井离乡。马拉拉随母亲住在亲戚家，与在外组织抗议的父亲分离数月之久。她深爱她的爸爸。在他们还住在斯瓦特的时候，爸爸外出的夜里，她常常担忧他的安危，担忧他像街上那些可怜人一样被塔利班五马分尸，担忧自己再也见不到爸爸。她常常在夜里惊醒，跪在地上向真主祷告。所以在她和父亲分离的这几个月中，思念和恐惧无时无刻不在折磨着马拉拉。这时，她跑来告诉亚当，我改变我的理想了，我爸爸说我应该成为一名政治家，我要成为政治家。

然而爸爸在奔波和忙乱中却忘记了她的十二岁生日。她发短信说，“爸爸，我收到很多祝福，我因他们而快乐，却没有因你而快乐。”

7月底，他们终于可以团聚、返回家乡斯瓦特了。在回去的车上，面对镜头，马拉拉显得情绪低落、一言不发。爸爸说，“这样不好，你应该显得兴奋一点。”记者说，你不必装得兴奋，告诉我，你为什么不开心?她说，我担心塔利班会还会回来，我们就又回不了家了。

在几个月未回的家中，马拉拉和弟弟发现他们的宠物鸡死亡，顿时失声痛哭。亚当说: “我猜，是几个月来的焦虑、思念的混合摧毁了她，直到这一刻，我才意识到，她只是个12岁的孩子而已。”

然而几分钟后，马拉拉回到自己的房间，发现藏在这里的书包、文具、书本和笔记都在，没有在战斗中被破坏或扔掉—这是她最为担心的。“一切都安全。虽然小鸡死了，但是我的书还在。对我来说这更珍贵。”她笑着对镜头说。表情中带着骄傲和平静。

这件小事便可看出，坚强、冷峻和执着，是马拉拉与生俱来的气质。最早洞悉这一点，并引领着她走向前方的，正是她的父亲。

几年后，当马拉拉从枪伤中恢复过来，在联合国进行演讲的时候，镜头扫到了观众坐席中的爸爸。他脸上微笑洋溢出的自豪，不像是在说“马拉拉在为世界做出改变”，而是“看，那是我的女儿。”

父亲究竟是剥夺了马拉拉的童年，还是成就了她的未来?说剥夺，似乎欠妥;如果没有成名，马拉拉可能依然没有童年。无法学习、无法读书，每天提心吊胆只为保全性命;也可能会像其他女孩那样，早早嫁人，然后躲在面纱和屏风后面过完一生。和她们比起来，马拉拉是幸运的，她有一位鼓励他受教育的父亲、有全世界的关注、受到特殊的保护而生活在英国。说成就，似乎也言重。她父亲的角色，可能更像是一个开发者，一个“星探”。知女莫若父，他从幼小的马拉拉身上，透过她的单纯、懂事和怯懦，看到了那双眼睛背后的睿智、坚毅和爆发力。他把她呐喊的灵魂牵引了出来。尽管这使得她年少早成、车马劳顿、身遭重创，在享受光环的同时还要忍受塔利班的死亡威胁、怀疑论者的批判与诟病。

但这一切看来，似乎都有点“天将降大任于斯人”的历史感罢。哪个时代的英雄都不太好当，无论他是男是女，是长是幼。或是马拉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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