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礼金五花八门 人情味不能变成人情债

　●　近年来,部分农村地区出现一种不好的风气,导致随礼返贫、因婚致贫屡见不鲜。热衷“穷讲究”,最终“讲究穷”。乡风异化不仅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违背,甚至成为农民小康路上的沉重负担

　　●　加强和改进乡村治理,必须旗帜鲜明反对天价彩礼、铺张浪费、婚丧大操大办和有悖家庭伦理、社会公德的做法

　　●　政府应引导村民自下而上地参与协商,通过村民民主协商形成相关制度,让大家自愿遵守,这样才能取得更好的效果

　　□　本报记者　　赵　丽

　　□　本报实习生　程雪涵

　　名目繁多的宴席、五花八门的礼金、节节攀升的彩礼……近年来,部分农村地区出现一种不好的风气,导致随礼返贫、因婚致贫屡见不鲜。热衷“穷讲究”,最终“讲究穷”。乡风异变不仅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违背,甚至成为农民小康路上的沉重负担。

　　6月24日,在国务院新闻办新闻发布会上,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韩俊说,根据农业农村部驻村调查发现,当下农民消费第一支出为食品,很多农民第二支出是人情礼金,超过看病支出。韩俊提出,必须旗帜鲜明反对天价彩礼、铺张浪费、婚丧大操大办等做法。

　　接受《法制日报》记者采访的业内专家认为,应充分发挥农村基层组织自治力量,辅以必要的行政手段,持之以恒,方能让好家风、新乡风由部分地区的小气候变成全社会共同遵循的大气候。

　　礼金名目五花八门

　　金额标准不断攀升

　　据韩俊介绍,我国农村正处在一个大变革时代,1995年农村常住人口达到峰值是8.6亿人,去年农村常住人口只有5.6亿人,20多年来减少了3亿人。在这样一个大变革的过程中,各种思潮冲击交汇、传统的价值观念不断遭到冲击解构。现在农村在乡村文明方面存在很多突出的问题,一些地方红白喜事大操大办,攀比之风盛行。

　　这样的问题对于张元(化名)来说,早已变成苦恼,甚至上升为家庭矛盾。

　　出于各种考虑,在北京打工的张元今年春节没回皖北农村老家过年。但为了看望家中父母,他特意在春节前回去了一趟。

　　“回去一趟,一万多元没了。”张元举起右手,伸出一个手指头。除了给父母5000元外,其他的钱全部随了人情。

　　4个晚辈赶在春节前结婚,每人随礼2000元；其他乡亲结婚宴请,每家一两百元；有生孩子的、盖新房的、给老人祝寿的等,看亲戚关系远近,每家一两百元。

　　同样为此苦恼的还有家住山东的王平(化名)。

　　“从以前到现在,这些人情礼金已经从婚丧嫁娶、金榜题名等大喜事,演变到幼儿满月、小孩升学、住址搬迁等琐碎杂事。我听同事说,有的农村贫困地区,夫妻离婚、外出青年工作者异地买房等情况也在请客收礼。”王平告诉记者,他每年都要给父母一些钱用于人情礼金,今年已经给了父母8000元。

　　不少受访者向记者吐槽,很多农村地区的人情礼俗消费以赠送礼金为主要形式,且金额标准逐渐攀升。

　　“20世纪80年代,农村碰到重要的红白喜事,一般都是送点日常用品或者鸡蛋、白砂糖、罐头等实物,邻里一起出出力帮帮忙,那时候很少有人出礼,而且出多出少也没有固定标准。现在,人们的收入高了,都愿意出现金而不是送鸡蛋和帮忙,而且包现金更有面子。如今,农村地区人情礼俗交往中赠送礼物的现象几乎消失了,基本变成赠送礼金这种形式,而且礼金标准也在不断增加,平均金额差不多都要200元至500元左右,关系相对紧密的亲友礼金标准要千元以上至2000元左右,甚至更多。”张元告诉记者,很多时候,人际关系的亲疏程度与礼金金额的多少挂钩,并且普遍坚持“回礼金额”比“收礼金额”多的原则,“好像就是以此来充分表达对亲友的感激之情,导致礼金标准不断提高”。

　　不仅如此,随着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和生产方式的转变,农民的人际关系和交往范围逐渐扩大,人情礼金的范围也在不断扩大。

　　张元回忆说,小时候,家里的人情礼金一般在亲属、邻居和朋友之间,后来逐渐增加了工友、同事、生产经营合作伙伴等,“这些关系主体都被纳入日常人情礼俗交往范围,导致农村人情礼俗消费支出的机会大幅增加”。

　　不少受访者普遍反映现在“随礼”的次数相比以前增加了太多,有时一天要接连参加多个礼事活动,分别随礼,而且很多礼事是自己不情愿参加的,但考虑到今后在人际交往中可能会受影响,只能无奈参加。

　　传统面子隐性作祟

　　人情味蜕变人情债

　　“乡村要有人情味,但是这些名目繁多的人情礼金让农民背上了沉重的人情债。”韩俊在会上介绍。

　　既然日益攀升的人情消费已经让农民不堪重负,那么这一现象为何反而愈演愈烈?

　　全国农村区域发展建设委员会秘书长、福建农林大学农村区域发展系主任刘飞翔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称,很多人把人情礼金当成一种“面子文化”,面对人情往来时,有些贫困户也会拿出很大金额的礼金,而贫困户本身就是在经济上接受国家的赞助支持,“却又不得不用维持生活的钱去应对人情世故,被传统的面子所困扰”。

　　王平曾请求父亲,有些宴请可选择不参加,但父亲认为“不去不行”因为“乡里乡亲的,低头不见抬头见。再说,希望给你们后辈留个好人缘”。王平父亲这样的想法在农村很有代表性。

　　“很多时候,这种人情礼金往来是在表达对他人的情感,增强人与人之间、家庭与家庭之间的情感。在农村,这一点更重要。礼金的一来一回,能够更好地塑造农村社会中融洽的社会关系网络。”王平说,很多人更愿意把这项人情消费看作一种隐性“投资”,期望收回的不仅是金钱,更有金钱背后的情感和以此维持、拓展的社会关系网络所带来的收益。人情往来不仅能完成乡土社会对道德义务层面的要求,维护自身的面子。更重要的是,通过人情往来带来纵横交错的社会资本。

　　中国农业大学教授、中国农村社会学会副会长朱启臻对记者说,人情礼金本是我国传统文化,是人际交往的有效渠道,但最近这些年随着观念的泛化,它带来了很多问题。第一,加重了人们的负担；第二,带坏了社会风气,有些地方礼金的名目很荒唐,有的地区,人每满十岁就要举办生日等庆祝活动,宴请宾客,“大家都这么做,彻底影响了风气。背离了人情礼金的初衷,完全变成一种相互敛财的途径”；第三,一些有权力的人利用人情礼金获取不正当利益。

　　“在这种情况下,人情礼金已经不再具有进步的文化意义了,反而变成家庭负担和社会负担,所以需要整顿。”朱启臻说。

　　正因如此,韩俊提出,乡村振兴是全面的振兴,乡村是不是振兴,要看乡风好不好。加强和改进乡村治理,必须旗帜鲜明反对天价彩礼、铺张浪费、婚丧大操大办和有悖家庭伦理、社会公德的做法。

　　不过,刘飞翔也对记者分析,对于农村的人情礼金问题不能简单、片面地去看,因为它已经是一个几千年的文化传统,“这种民风是几千年乡村文化的演变。中国是一个人情社会,尤其对乡村来讲,更是一个熟人社会。要看到人情的存在对过去几千年乡村发展的意义,这是一种习惯的力量,传统的力量,约定俗成的力量,维护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力量”。

　　发挥党员示范效应

　　引导村民民主协商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和改进乡村治理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明确提出,全面推行移风易俗,整治农村婚丧大操大办、高额彩礼、铺张浪费、厚葬薄养等不良习俗。依靠群众因地制宜制定村规民约,提倡把喜事新办、丧事简办、弘扬孝道、尊老爱幼、扶残助残、和谐敦睦等内容纳入村规民约。

　　韩俊分析称,《指导意见》里的政策导向非常清楚,分别从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价值核心价值观,实施乡村文明培育行动,发挥道德模范的引领作用,加强农村文化的引领等四个方面,对这项工作作出具体部署。

　　但在刘飞翔看来,人情礼金在乡村熟人社会环境中,可以维护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如果直接严厉禁止、搞一刀切,在某种意义上会导致人与人之间的纽带断裂。

　　朱启臻也认为,彻底地强制禁止其实并不可取,“因为很难划清界限。正当的礼尚往来和恶俗的人情礼金很难彻底划清界限,因为这二者间没有明确界限。从监管来说,监管人情礼金也存在一定难度”。

　　“对于人情礼金问题要引导,而不是简单否定,要看它对过去传统乡土社会的价值。政府应该扮演引导角色,如针对愈演愈烈的乡村红白喜事,通过村规民约、道德劝说、树立标杆等去引导。从村干部做起,从党员做起,发挥示范效应。”刘飞翔建议。

　　不过,韩俊也直言,要约束攀比炫富、铺张浪费行为,并非通过发文或开会就能解决。一些地方可在政府引导下,农民在充分协商的基础上制定村规民约,把一些约束性强的措施写入村规民约。有些地方建立了村庄红白理事会、村民议事会、道德评议会等,都是一些群众性的自治组织。通过以上措施,较好地解决了相应的问题。

　　“希望政府能引导村民,自下而上地参与协商,通过村民民主协商形成相关制度。通过大家普遍认同的方式,将其变成一种制度和规矩,让大家自愿遵守。这样才能取得更好的效果。”刘飞翔说。

　　“针对人情礼金的约束,需要慢慢来,做好引导与宣传,让大家感觉到,这种攀比不是越高越好。攀比不是好现象,但也不要取缔它,有的地方可能就采用一刀切的办法。新事新办,移风易俗就是消灭风俗。还是应该通过创新教育宣传,让相关文明逐渐发生好的变化。”朱启臻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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