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线提拔的九〇后干部饶玥:“只是在做自己能做的事”
作为被火线提拔的武汉市90后干部,饶玥近来受到不少关注。
今年30岁的她原本是武汉市江汉区民族街党建办副主任,拟任江汉区民族街党建办主任。2015年从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研究生毕业后,饶玥作为一名选调生来到武汉市江汉区民族街党建办,负责基层党建等工作。
自疫情暴发以来,社区、街道便成为摸底排查、居民转诊至医院的重要一环。饶玥被调至江汉区民族街疫情防控指挥部综合协调组,负责统计街道的发热病人摸排情况,与区指挥部对接发热病人的隔离、入院等事项。
虽没有入户排查,但每天的排查信息都会实时汇总至饶玥这里,“如果发现发热病人,我们就需要向指挥部反映,协调安排病人下一步转到哪里去”。
她所在的街道辖区共有5500余户、1万余人,对于辖区部分需要重点观察、关注的居民情况,饶玥已了然于心,“我们要知道他现在是什么状态,住院还是隔离。如果不是我们辖区的,但我们曾经排查过的,我基本上也能知道是属于哪个阶段,或者应该找哪个街区”。
在最初排查、摸底的那段时间,最让饶玥心急的并非是表格上不断攀升的发热患者人数,而是协调不下来的床位和居民的恐慌。
“如果医疗资源够充足,有足够的床位、医生,其实居民心里就没有那么恐慌。”饶玥记得,2月初辖区病人住院需要由街道办出具“入诊通知”,她需要和区指挥部对接入诊名单及相应医院,然后协调车辆送病人入院。
第一次执行时就出了意外。饶玥所在的街道办送辖区4位病人入住指定的医院,“但有的送去之后,医院说没有名单不让进,在门口等了三四个小时”。病人、家属着急,饶玥也是。
“究竟怎么回事?”她不断给区指挥部打电话沟通,又不断打电话给医院,送了4次才最终让病人入院。自此之后,她接到指挥部的入院名单便第一时间跟医院核实,确认后再去送病人。
当时的武汉可以说“一床难求”,很多居民跑来街道办求助,多是来要床位的,有的已经住进了医院,但在治疗过程中因买不到某种药来找街道干部“救命”。饶玥第一次感受到自己的工作如此“性命攸关”。
“以前不会有这么强烈的感受,但疫情中很多工作直接落在了街道办事处,要排查居民情况、协调床位、转运病人等。”当时,她的同事形容疫情下的街道:“我们就像孤岛上的一群人,需要自己想办法来为居民谋求生存的机会。”
为了帮辖区里的疑似患者多争取机会,饶玥说,不仅自己,整个街道办工作人员都在努力协调资源,但更准确地说,是在求助,“有一些医院不是我们区级部门能够协调下来的,还要区指挥部跟市指挥部协调”“能争取到一个,就赶紧送去医院一个”。有时,由于一天不停接、打电话,饶玥嗓子都哑了。
饶玥说,有的居民到了医院先是打点滴、观察,两天也没等到床位,社区就送去了床和被子;也有在隔离点观察的老人等到了床位,却因不想和儿子分开而不愿去,他们就赶去做思想工作,送老人住院。
连续20天,饶玥每天坚持完成确诊病人转送入院、疑似病人转送隔离点的“双清零”任务,有时凌晨4点仍然在调度。之前,因为家有尚未断奶的女儿,她还每天回家。后来忙起来,饶玥也顾不上家了,吃住在单位。
2月12日上午,中央赴湖北指导组副组长、中央政法委秘书长陈一新坐镇武汉疫情防控指挥部时建议,武汉要启动火线提拔干部工作。近日,武汉市启动该项工作以激励更多党员干部,在战“疫”中冲锋陷阵、拼搏奉献。截至2月21日,武汉市已火线提拔干部20名,饶玥便是其中之一。
虽说被火线提拔,但她觉得自己“只是在做自己能做的事而已”。
眼下,随着武汉市“应收尽收”工作不断推进,最艰难的时候已经过去了,但饶玥依然忙得不可开交。接受采访时,饶玥接过4通电话,有的是疾控中心打来让去排查某位疑似病人;有的是附近居民打来询问医院情况;时不时要回复微信消息,或去其他办公室协调些状况……她盼着疫情能早日结束,自己下班后也能够安心回家“撸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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