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少年饮酒低龄化 背后隐含多重社会问题

青少年饮酒低龄化频频示警

对恋上酒精的孩子说“不”，有用吗

感觉到已经走投无路，冬冬(化名)的妈妈最终选择了到贵州省第二人民医院成瘾医学中心求助。

从初三升上高一，冬冬变了：经常呼朋唤友泡吧喝酒到深夜，面对老师家长的教育有时暴跳如雷，成绩直线下滑，因为喝酒甚至没法正常学习。

在妈妈看来，家里给孩子创造的环境非常好，孩子没有理由出现这么大的变化。她用各种办法阻止冬冬外出喝酒，但收效甚微。

冬冬也并没有感到自己的变化跟酒精有什么关系，他总说自己心里烦，泡吧喝酒是一种释放压力的办法，每每心中郁闷时就情不自禁地走进酒吧。

世界卫生组织最新公布的《2018全球酒精与健康报告》显示，在全球范围内，超过四分之一的15-19岁青少年是饮酒者，总量约有1.55亿。

报告同时发现一个趋势：15-19岁青少年饮酒量正在赶上更高年龄段的人，20-24岁之间的年轻人经常饮酒，甚至达到了人生中的饮酒最高峰。

这份报告特别写明：我们没有时间可以浪费，是时候实施酒精控制了。

连日来，中青报·中青网记者在全国多个省市采访发现，青少年饮酒低龄化现象和高风险饮酒，甚至酒精成瘾，正在吞噬许多青少年的未来。

对恋上酒精的孩子直接说“不”没用

走进医院做完身体检查，冬冬有点不敢相信检查结果，这个17岁的孩子被发现尿酸高于正常值，而且还有肝功能异常。

“这两项指标都跟高风险饮酒有密切关系。”贵州省第二人民医院成瘾医学中心主治医师刘燕菁对中青报·中青网记者分析。

在我国，青少年饮酒的现象并不鲜见。北京大学儿童青少年卫生研究所原所长季成叶曾经对北京地区中学生做过一项调查，结果显示男女初中学生饮酒行为发生率分别为48.3%和37%，男女高中生饮酒行为发生率则飙升至72.8%和56.3%，12.2%的学生承认在过去一年有过醉酒的经历。

本报曾报道中国疾控中心营养与食品安全所对北京、上海、广州三个城市的一项调查同样可以佐证。这份调查显示，青少年饮酒普遍，超过一半(52.5%)的中学生曾经喝过酒，15.0%的中学生喝醉过;在饮酒的学生中呈现低龄化现象，26.5%的学生在10岁以前就尝试过饮酒，他们经常饮酒的地点依次为家中、饭店和KTV。

刘燕菁所说的高风险饮酒，在医学中有明确的界定，通过酒精使用障碍筛查量表(AUDIT)检测是目前通行的办法。根据美国国家酒精滥用与酒精中毒研究所(NIAAA)指南，一个标准杯相当于10克纯酒精，一瓶啤酒等于两个标准杯，一两52度的白酒等于两个标准杯，一瓶750毫升红葡萄酒等于9个标准杯，一瓶500毫升黄酒等于6个标准杯。

这份指南甚至对于性别差异都做出了明确的标示：如果男性一天饮酒量超过4个标准杯，或者一周饮酒总量超过14个标准杯，就为饮酒过量;如果女性一天饮酒量超过3个标准杯，或者一周饮酒总量超过7个标准杯，也是饮酒过量。

“饮酒过量的人是高风险饮酒。”刘燕菁这些年见证过不少悲惨的案例，因为没有及时干预，酒精可能让人成瘾，对身体、精神、家庭、工作、学习等造成影响：有人会经常因为饮酒受到他人的抱怨或批评，社交失调，引发精神问题;也有人会进一步走向严重的酒精依赖，如果不喝酒，就会心慌、出汗、颤抖，甚至发生癫痫、谵妄。

“如果只告诉他不能喝酒是没有用的，他们往往控制不了自己的行为。”刘燕菁说，每个恋上酒精的青少年都有心灵深处的问题，要通过访谈找出那个触发喝酒的“点”。

刘燕菁慢慢引导冬冬发泄出烦心的事——原来，他感觉自己被父母忽略了。

冬冬从小虽然有好的生活条件，但父母长期在外经商，没时间照顾自己的生活，而且父亲也经常醉酒回家。这直接导致了冬冬虽然把自己外表打扮得很光鲜，但内心却非常自卑，“他很在意别人的评价，他希望父母能注意到他长大了”。

在父母身上得不到的慰藉，冬冬尝试着从“哥们儿”身上获得，听他召唤泡吧喝酒的朋友们经常对他说赞美的话，当“带头大哥”被“兄弟们”捧上天的感觉对冬冬来说“好极了”。

“泡吧喝酒是冬冬获得赞美、认可的渠道，一想被赞美就情不自禁去喝酒，这是核心问题。”刘燕菁说，治疗类似的病例都必须找到一个心灵的突破口，让接下来的心理治疗有的放矢。

饮酒少年应及早接受专业干预

刘燕菁引导冬冬慢慢记录下自己的感受。

“我感到孤单”是冬冬的认知;“孤单让我很难过”是冬冬的情绪;“有朋友陪我喝酒我就不孤单了”是冬冬的行为……最终的指向，感觉不孤单的办法似乎只有喝酒。

“许多喝酒的人有过一种共同的经历，就是有一次酒后睡得很好，从这以后经常会给自己喝了酒就睡得好的暗示。”刘燕菁说，陷入这样的思维中，会导致一想睡好觉就去喝酒。

让冬冬改变，和把一个人从“喝酒与睡好觉”的逻辑关系中拉出来一样。刘燕菁还把冬冬的父母一起请进家庭心理治疗室，在家一样的环境中解开父母和孩子的心结。

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冬冬渐渐认识到，爸爸妈妈其实很在乎自己。而随着心理治疗的深入，冬冬也开始摆脱了泡吧喝酒的嗜好。

医生还带着冬冬进行了为期8周专业的“正念防复饮”治疗，这是一种认知行为治疗，帮助冬冬切断对酒精的心灵依赖。

贵州省第二人民医院成瘾医学中心主任覃颖介绍说，研究发现，16岁以下的青少年使用和滥用酒精可能会对大脑的发育造成永久性的伤害，进而对行为和情绪管理产生影响，饮酒也会使青少年的认知成熟度受损，个体饮酒行为开始的年龄越早，产生酒精依赖的可能性就越大。

覃颖同时介绍，家庭状况与青少年接触酒精的关系密切，来自不完整家庭的青少年在饮酒频率、饮酒量上都显著高于完整家庭的青少年，他们初次饮酒的年龄更低，不与父母同住也是一个危险因素，从遗传学上说，有酗酒家族史是日后出现酒精成瘾的易感因素。

覃颖告诫，饮酒少年和高风险饮酒的青年，“都应该及早接受专业干预”。

湖南省第二人民医院曾经收治的一名不满15岁的酒精依赖患者小杨(化名)，就是干预不及时导致严重酒精依赖并产生精神障碍的典型案例。

小杨两三岁时，长辈经常在用餐时用筷子蘸酒让他舔舔，七八岁时逢年过节在吃饭的时候，家人也会让小杨喝自家酿造的米酒，不知不觉中，小杨的酒量逐渐增加，一口气能喝半斤米酒。

初一时，小杨不认为自己有酒瘾，不喝酒也没有什么不舒服，只是感到记忆力下降，学习吃力，跟不上老师的节奏;到了初二，小杨渐渐发现自己已经离不开酒了，如果每天不喝上几口白酒，就会出汗、手抖、坐立不安，一旦喝酒又控制不了自己，一定要喝到醉为止;初三时已经无力学习，辍学回家。

直到就诊时，小杨每天要喝下1斤半高度白酒，酒后经常扬言要“打死人”，身边的人都认为他“喝酒喝疯了”。

饮酒低龄化背后隐含多重社会问题

基于无数喝酒成瘾案例的研究，刘燕菁还发现，饮酒低龄化包含着许多认识上的误区——许多人认为喝酒是一个社交工具，青少年饮酒往往被看作为今后搞好人际关系打基础。与此同时，青少年饮酒并不像吸烟那样普遍令人反感。

在贵州省第二人民医院成瘾医学中心里，有一个戒酒协会，希望戒掉酒瘾的人每周末会聚集在一起分享这一周的戒酒心得，在这里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所有人在分享前，都必须承认“酒精已经把自己的生活搞得不可收拾”，所有人都需要承诺相信一个比自身更强大的力量，帮助自己恢复神志清醒和健康。

“必须首先承认酒瘾是一个疾病和重大问题，而不是生活中的习惯。” 刘燕菁说，有酒瘾的人绝大多数不会主动认识到这一点。

世界卫生组织也注意到这一问题，在《2018全球酒精与健康报告》中专门写道：80年前，吸烟是一项精英和世界性的活动，现在时代变了，吸烟至少在高收入国家是穷人的习惯，在许多社会中，社会地位高的人比穷人更频繁地使用酒精，酒品牌通常还带有奢侈品的象征。

这份报告同时显示，低龄饮酒问题在全球是普遍现象，在美洲、欧洲和西太平洋的许多国家，15岁儿童饮酒流行率在50%-70%之间，在许多国家，15岁男孩和女孩饮酒的流行率差别非常小，虽然世界上一些饮酒较重的地区正在出现青年饮酒量下降的情况，但在亚洲的趋势却相反。报告认为，全球在控制酒精方面缺乏一个国际协定，不足以抗衡酒精饮料的生产者和国际贸易机构。

事实上，饮酒低龄化背后还隐含着大众传媒的助推。

覃颖认为，由于大众传媒的普及性和开放性，酒类产品生产商有意识地面向青少年进行酒或酒精饮料的广告投放，并制定相应的市场营销政策，我国对于青少年饮酒的法律法规尚不健全，已经制定的法规条例在实施中大打折扣，这些因素使我国青少年对酒或酒精饮料的可获得性比较高。

世界卫生组织调查同时显示，以啤酒为例，全世界有26%的受访国家电视台、国家电台全面禁播啤酒广告，但大多数国家对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的啤酒广告限制不多。调查认为，这表明许多国家的监管仍落后于营销方面的技术创新。

在这份最新发布的年度报告中，酒的销售在东地中海和东南亚地区受到最多的监管，而在非洲和美洲地区受到最少的限制。全球大约有53个国家完全或部分禁止啤酒公司赞助体育赛事，有25个国家依赖行业自律，同时有81个国家没有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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