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陈朗xxx、郝永慧 协助翻译/韩轶、范立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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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锤百炼》China Heavyweight
导演:张侨勇
监制:范立欣
制片人:韩轶
主演:齐漠祥、何宗礼 等
制片国家/地区: 加拿大、中国大陆、芬兰、日本、英国
上映日期: 2013-12-20(中国大陆) / 2012-1-22(圣丹斯影展)
获奖:第49届台湾电影金马奖 最佳纪录片奖
2012年圣丹斯电影节 评审团大奖-世界电影单元-纪录片(入围) 
张侨勇
加拿大华裔导演、电影制片人。2008年,他的第一部长篇纪录片《沿江而上》获得第45届台湾电影金马奖最佳纪录片奖,《千锤百炼》是他第二次获得该奖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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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眼看见张侨勇导演时,他在笑,很自然的,不夸张,属于纪录片人特有的那种毫无姿态的笑容。

《千锤百炼》的放映总有些像一次理想主义者的狂欢。在国内外获奖之后,影片终于在2013年底踏上了中国纪录片有史以来最大规模上映的征途。这样一个景象——一大批观众走进电影院去看一部关于拳击运动的纪录片——放在早几年,是很难想象的吧。

都说做电影和做人是一个道理。
在等待采访的时间中,我们站在影城入口,导演时不时回头过来看看,他普通话不是很好,却总在笑,好像那一刻突然明白,这样一个华裔导演,在四川偏僻的山城里拍摄纪录片,是如何像水一样融进一个完全陌生,或许还存在某些隔阂的环境里的。

那天下午两点,影城黄晕的灯光里,张侨勇导演的多次回头,我在他那张年轻的脸上看见了一种光,那种属于一个理想主义者的固执而耀眼的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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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纪录片“不是吃一颗糖就完事了”

《文周》:《千锤百炼》2012年获得了台湾电影金马奖,你当时得知消息时有什么感受?
张侨勇:因为我外公现在还住在台湾,我妈妈这边都在台湾长大,我回到台湾就像回到家乡一样。所以,这个奖对我来说意义很特别。目前其实对这个影片而言,我认为最欣慰的是我们可以到大银幕上来做全国的放映。大家做这件事都比较辛苦,也没有很高薪的待遇,但是能够让他们的故事被更多的人知道,通过这样一种方式,实际上是对被拍摄者的一个极大的回报。

《文周》:从当前国内的院线状况来看,你们是以什么样的信念做到在国内举行这么多场次的放映?
张侨勇:在一开始的时候,我们的票房是不可能像其他的商业大片那样。但是呢,总希望这个荧幕上可以有一些新的东西,希望像艺术片这样的电影可以得到跟其他电影同样的尊重,同样可以在电影院里去放。就像中国的发展一样,做很多事情都是得一步一步来的,你总要走出第一步,我们这个团队可以说从前面的《归途列车》到现在的《千锤百炼》都是冲着这个方向去的,就是希望可以给观众另外一种体验,纪录片也可以进影院,为什么不呢?其实就是百花齐放嘛!在国外,纪录片已经有了自己的圈子,我希望在中国除了好莱坞和国内主流的商业片之外,也应该给这些不同类型的电影(艺术电影、纪录片等)一个家。

韩轶:当然从制片人这个身份来讲,我还是希望票房上会有成绩,因为在中国大家太看中这个了,如果一部影片它可以在票房上取得一些成绩的话,实际上对整个行业都是很有推动作用的。至少以后影院在排片的时候都不怕举不出例子来,说纪录片从来没有过票房或者纪录片没有人看。

张侨勇:其实这部电影也算是纪录片领域的一个新的类型吧,跟中国主流的、传统的纪录片不太一样。纪录片可以不仅仅是新闻性的、很枯燥的事实,他同样可以有人的面孔,有情感,可以去讲故事。正因为它有这么大的故事性,所以在大银幕上放映是很合适的。

《文周》:这片子太像是一部剧情片了,是怎么会想到要走这样的一个路径的?
张侨勇:从我的角度而言,其实纪录片里面也是可以有故事情节的,不是说要给出很多的信息让大家觉得非常满,但是可以是给出一些信息,放到一个好的故事的情节当中,然后让观众自己来体会更深刻的、更多元化的意义。

韩轶:其实就是信息和情感两个的比重是怎样的问题。中国传统意义上的纪录片都会告诉你很多的数据、事实,但是它没有情感在里面。

《文周》:就是说,这种现实题材的东西其实也不是非要做得很沉闷、很压抑?
范立欣:你可以观点很犀利,有批判的精神,但是从形式上来说,我觉得不一定要很冗长,很压抑。这其实是一个内核与形式的问题。就是你的内核可以非常地尖锐,但是你的形式不一定要那么无聊,可以是非常地有趣、生动,或者具有愉悦性。

韩轶:其实我觉得问这个问题的背景是因为大多数的中国纪录片可能都是这样的。为什么纪录片一定要让更多人看到呢?大家总觉得纪录片就只能这么去做,其实不是的,纪录片如果是一个大圆圈的话,里面会有好多种,国外现在都在用动画片做纪录片了,如果拿到国内来的话,大家肯定都接受不了。现在国内还是有点那种原教旨主义的观点在里面。

张侨勇:其实就看你怎么去定义纪录片了。在我看来,它其实是对现实的一个理解,一个解释,但不是现实本身啊,除了24小时监控的也许是更接近真实的以外,其他的都是对现实的一种解释。

《文周》:它不一定用新闻记者调查事情的方式来讲述,它可以有非常故事化的表述方式。
张侨勇:这个类型的影片同样也在考验着观众。不仅仅像你吃糖果一样那么简单,可能更多的像一个丰盛的晚餐,需要细细地去品尝,从中去体会更多东西,而不是吃一颗糖就完事了。我们希望这样的影片可以带给观众更多地思考,我们尊重观众的这个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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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式纪录片”的制作方式

《文周》:其实就是等于把拍纪录片这个过程当成在烹饪一道菜,你在烹饪这道菜的过程里面,对于你的主人公,你的故事,你在倾注一种什么样的情感?
张侨勇:就是中间创作分了好几步。最初是在构思完之后有一个最理想化的故事,用你的想象力去想这个故事,当然是基于最开始的调研基础上,再去想象这个故事最后的走向会是什么。在你之前想像的这个阶段,可能有很多你想要表达的主题和你想要使用的隐喻在这个里面,但是到了拍摄的阶段,你面对的是事实,它发生在你面前的一切可能和你想象的不太一样,这个时候与其说我是导演,不如说是转变成为这个真人真事里一个服务的人,只能跟着它往前走,因为导演不可能告诉他们要去做什么,而是他们做什么,我们再跟着他们走。
所以,开始创作以后,作为厨师,要尽可能诚实地接近,真实地去捕捉到他们的一切。这个可能是我经历的最大的情感变化吧。

《文周》:《千锤百炼》的整个形式,是与范立欣导演《归途列车》的创作班底有一定的联系吗?
范立欣:没有,我那个创作风格是跟他学的。因为早在《归途列车》之前,有他的《沿江而上》。

张侨勇:我们其实都采用的是一种观察式纪录片制作的方式,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都在不断地试图让这个比较传统的方式焕发出一种新的可能性来,因为观察其实很简单,但我们会把编剧的思维用到观察现实生活当中去。如果你用观察式纪录片的拍摄方式的话,那么所面对的将是无数的生活细节,所有的人物、对话和他们做的事情,我们会用一种剧作的方式来记录和连接这些生活的细节。
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创作者、作者和被拍摄人物之间的关系其实是非常微妙的。有时候会走得非常近,你必须成为一个他可以信赖的朋友,有时候你又好像是他的心理治疗师,会去关心他的喜怒哀乐,这样才会让这个人对你有十分的信任,才会对你敞开心扉,敞开他生活中所有的细节,所有那些常人看不见的东西。如果你能跟角色之间有这样一种关系的话,就可以保证你能拿到第一手的、最真实的和最深刻的素材。
这并不是说我们就有能力去控制他们(被拍摄人物)来做任何决定,这个是绝对不允许的,是违背纪录片道德的一个事情。但是可以让我们有能力第一时间了解他们最内心的想法,并把这种最内心的感受和想法用影像的语言表达出来,然后形成一个个的场景来作为影片的材料。
所以当你看像《千锤百炼》或者《归途列车》这样子的纪录片时,你会发现在很多的场景中没有太多的对白,只有画面,和很多的情绪。没有太多对白,就很像是剧情片的表达方式,但其实我们做这样子的选择是因为希望观众看的时候,给他们更多的空间和自由的思考,通过观众自己的观察来理解这些被拍摄者们的世界和他们的喜怒哀乐,而不是我来告诉你们应该看什么。

《文周》:在纪录片这条路上,你们受到过哪些纪录片导演或者观念的影响吗?
张侨勇:纪录片从创立到今天,有很长一段历史。到今天来看,观察类的纪录片其实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也就是说我们有很多的手段和方式来反映、表达和解读现实,并被公众所接收。因为我是学剧情片出身的,所以也非常喜欢剧情片的那种用虚构的故事来表达现实的那种方式,我想实验性地把剧情片的手法和纪录片原本的方式更好地融合在一起,创立更新的一种美学形态。可能也就是你说的这种,很像剧情片的观察类纪录片。我希望做这样的尝试,把现实和虚构之间的这条线模糊掉。
追根溯源的话,我认为主要是意大利的新现实主义电影对我的一些影响,比如《偷自行车的人》是我最喜欢的一部电影。另外法国新浪潮电影也有一定的影响。
其实一直以来在电影的领域当中,剧情片都试图借鉴很多纪录片的手法或者美学风格,而纪录片也在试图向剧情片靠拢,所以大家都是在不断地融合以找到新的方式。

《文周》:下一部纪录片打算关注一个什么样的故事?
张侨勇:我现在在写剧本,可能要拍一个故事片。

《文周》:为什么会转向拍故事片?
张侨勇:我拍了很多纪录片,终于可以拍一部电影(故事片),可以付给演员钱,拍电影过程中,我也可以做更多的控制。
纪录片最有魅力的地方就是它的不可知性,现实生活不会受任何人的控制,它总是用非常意外的方式来呈现给你。
做剧情片的话,其实有点担心,有点害怕,因为我必须作为一个导演或者编剧,把所有的事情都控制好。在片场当中我必须知道我要什么,可是很多时候我并不知道我要什么。

在剧情片中,我希望尝试新的、大胆冒险的制作方法,就是把纪录片的这种拍摄手段引入到剧情片的拍摄当中来,我会有一个剧本,有一个方向、计划,可是我随时有可能改变这个方向,随时都向可能性张开双臂,看看这个电影最后会变成什么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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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路上真正的成功是什么?

《文周》:看完《千锤百炼》,很明显地感觉到影片抓住了当下大多数中国年轻一代人的一些心理状况,在理想与现实中间的一个权衡。在影片的结局里,主人公妥协了,这个结局跟影片想要传达给我们的信念是有偶合还是有冲突?你是如何看待这个妥协的?
张侨勇:你说为什么他选择了失败作为结局,我觉得从第一个角度而言,在开始时是没有预判的,不知道它是失败的,我们其实也很希望他们赢。但是到了最后剪辑的时候你会有很多的对整个素材的一些思考,而我想要提出的主题就是我们怎么来定义成功。在这个年代,对于年轻人来讲,社会那么浮躁、那么急功近利,你很多时候就是觉得太快了,那我们反过来讲,有些时候你的失败并不一定就意味着你没有成功,像奇教练一样。
谁都希望有一个圆满的结局,但生活不是这样子的。你不可能一下子就走到顶端,我们身边的每一个人,包括你们,都是一步一步走过来的嘛,所以年轻人可能会有一些感同身受的地方在这里。成功和失败之间的矛盾其实一直存在。

范立欣:救赎与希望是这个电影最后表现出来的东西。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成功在人生道路上不是最捷径、最快达到的,而是花了更长的时间,用一个更意想不到的方式走到的,那个是真正的一种胜利,或者成功。

《文周》:为什么会选择“拳击”这么一个在中国比较小众的题材?
张侨勇:拳击运动是一种非常自我的运动,或者说是一种很个体化的运动,它背后有一种隐喻,是因为中国从来都是一个集体主义的社会,那拳击呢,讲的是个体希望去突破某种束缚,或者边界来获取个人的胜利与成长吧。青年希望通过自己的拼搏和努力来反抗传统的价值体系,他不再是为了一个集体的荣誉而战,而是为了自我价值的实现而战。所以就是反传统。
从另外一个层面上来说,拳击是一个相对小众的运动,比起足球、篮球、羽毛球这些,但是现在我们看到在中国的拳击运动中有很多新星在不断地升起,比如说邹市明,还有这个电影里面的主角奇哥,这项体育运动本身在中国也变得越来越蓬勃发展,那么从整个体育行业来看的话,也是一种在长大,在变得更强有力的一个过程。相对刚才说的个体的反抗,这个是整个一种体育运动的反抗在长大。

《文周》:刚才说到像中国很多的事情都有这样一种集体主义背景,那在做这个片子的时候,如何让西方观众也理解这个背景,理解这种传统的价值观念?
张侨勇:可能一直以来,西方就是有这种印象,就是中国(人)在很多时候都是从集体主义出发的。所以国外观众在看的时候,可能更多的是看这个个体在生活里面的挣扎和坚持,而没有去做个体与集体的比较。

范立欣:我觉得可能文化程度更高的,对中国更了解的一些观众,也许会想到这一层意思。但是大部分的西方的普通观众,可能看到的是个人奋斗失败、成功这么一个故事。

《文周》:刚才还提到了一个关于“救赎”的这个主题,这个在片子里面是如何体现的?
张侨勇:从简单的角度来说,这个故事其实是一个关于努力奋斗和成功的故事,我们看到一群年轻人他们通过自己各自的努力,希望能成为职业拳手,有些人在坚持过后,他们成功了,有些人,即使努力了也会失败,但生命的成功,不一定是比赛的赢。在影片最后,我们又回到了开始的情节,就是教练出发去山里选新一届的学生,所以从整个影片的故事来看,好像是我们在看一个永恒的生命的循环,就是失败——成功——失败——救赎——成功。我想,救赎也可以算作一种希望。

范立欣:对,当你获得救赎以后,你会点燃新的希望。当你点燃新的希望之后,下一个机会会再获得成功。

《文周》:有点像西西弗斯的神话?
张侨勇:回忆当时拍《沿江而上》的时候,有一个场景是雨水把他们(主人公)家的房子淹了,他爸爸要把仅剩的一点家具搬到岸上,搬到更高处,所以他把他们家的柜子背上来,放到板车上,沿着一个斜坡,一直拉上去。这样的场景会让我感受到中国还有很多很多正在努力奋斗、坚守着的生命,为了自己的家人,或者为了自己的家园,为了自己的尊严在努力地过着生活。中国有很多这样子的故事和传承,这在西方是看不到的,对我来说有非常大的意义和力量。
当然不一定光讲穷人或者社会底层的故事,这样关于人性的坚持的故事在社会的每一个阶层都会有。不光是穷人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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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希望它的生命会很长”

《文周》:《千锤百炼》是跟中视远方合作制作的,现在在大陆的发行也是跟后窗合作的,在与他们的合作过程中,有过一些什么问题吗?你们怎么看待中国当前的纪录片发行现状?
韩轶:这个影片跟我们前面的几部片子都有很相似的地方,就是要把这样一个中国故事讲给世界的观众听,这就需要中国和其他地方的电影工作者有一种紧密的合作。那么,在中国的拍摄和制作,显然与一群最专业的,有着共同的纪录片梦想的中国电影人来进行拍摄比较好。到了后期剪辑制作,剪辑师这些方面呢,在国外,因为它有很成熟的工业制作体系,那么我们都放到加拿大或者其他的国家去做。所以说,中外的这种合作使我们做的这一系列的纪录片都有着非常高的品质,关键就是它是把一个中国故事用一个世界都可以听得懂的,而且愿意听的方式讲出来。这可能是合作的重大意义。

这个片子是中国和加拿大的联合制作,我们是通过电影总局去立项,申请拍摄许可,做完之后再申请放映许可。加拿大那边也是通过加拿大电影局,所以其实是一个官方的合作,这样可以让这部影片在中国被叫做中国影片,上映时不需要走配额的制度,在加拿大它也一样,在世界各地它就是一个中加合拍片。

说到发行,我们最开始的时候也希望是全国发行,进入所有的院线,但是那个投入实在是太大了,基本的费用都是在200万之上,我们并没有这样的一笔资金,花了两年的时间也没有找到这个资金。那跟后窗呢,其实是在探索一种非常新的艺术电影的发行模式,我们不可能像其他电影那样全部去铺开,只能先去找愿意播放艺术电影的院线,然后从院线出发,再找到影城,那可能是这个影城的经理对这部电影情有独钟,也有可能这家影城特别想在这个城市里独树一帜,有各种各样的原因。

我们现在这种模式其实从《归途列车》那时就开始在探索了,但现在的规模比《归途列车》那时候大了很多倍。其实还真不仅仅为了这个影片,更多的是希望所有的这种艺术电影到了最后它都能有一个去处。大家都是辛辛苦苦做出来的,为什么就得不到同样地尊重和待遇呢?所以我们就真正去做一次,看看这样的效果能不能持续下去。我们希望达到的是一个长线放映、细水长流的状态,可以一轮结束,还有第二轮,它的生命会很长。

到目前为止,从2013年12月7号的成都开始,7个城市做了11场放映,口碑都还是蛮好的,基本上大众对这个影片的质地也是很有褒奖的。我觉得像这样的电影,在电影院里面可以有一个比较长的生命,大家也可以随时去看。当然对于后窗和我们而言,其实是一个很大的尝试,也谢谢剧角映画给了我们很大的支持。

后记

采访结束时,其实心里一直想问,片子会不会亏损,嘴上却只说:“这样的放映算是一种坚持吧?”话没开口,导演张侨勇、制片人韩轶和监制范立欣导演不约而同地笑了起来,就好像在说“总得有人做点这样的尝试啊”。

“救赎与希望”是电影所蕴含的主题,同样也在电影进院线的曲折中体现着。《千锤百炼》从拍摄到制作再到放映交流,一直在尝试,在与现实磨合。

面对着三位主创人员,思绪回到《千锤百炼》里那群在现实与理想中苦苦拼搏的年轻人身边,那里和这里的人们都有着一股子从年轻生命里透露出来的旺盛力,是一个个有着反叛精神的个体,却有着对理想的坚持和近乎狂欢的态度。

采访中,范立欣对本片的解读,希望分享给我们年轻人,我们的社会,我们的电影人和电影市场——
“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成功,在人生道路上不是最捷径、最快达到的,而是花了更长的时间,用一个更意想不到的方式走到的。”

(曾巾力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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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录片《千锤百炼》 :重新定义成功的淬炼之路, 5.0 out of 5 based on 2 rating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