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高晓倩 美编∣刘旭芳

当死缓降临,当我们即将现出其一抔尘土的原形,而又事先得知了这一点时,我们才可能意识到过去的生活还不够严肃。

当死缓降临——《记忆小屋》
云也退专栏
独立记者、书评人、旅行作家,有译著多本。@上帝的跑步机–云也退

《记忆小屋》
作者:[美] 托尼•朱特
出版社:商务印书馆
原作名:The Memory Chalet
译者:何静芝
出版年:2013-5

托尼•朱特
当代最著名的欧洲问题和欧洲思想研究专家。1948年出生于英国伦敦,毕业于剑桥大学国王学院和巴黎高等师范学校,后执教于剑桥、牛津、伯克利和纽约大学。1995年创办雷马克研究所,专事研究欧洲问题。经常为《纽约时报》《泰晤士报文学副刊》《新共和》等撰稿。著有《责任的重负:布鲁姆、加缪、阿隆和法国的20世纪》《战后欧洲史》《重估价值:反思被遗忘的20世纪》《沉疴遍地》《记忆小屋》《思虑二十世纪》等作品。其中《战后欧洲史》被认为是无法被超越的史学著作。2007年获汉娜•阿伦特奖,2009年因他的“智慧、洞察力和非凡的勇气”获奥威尔终身成就奖。2010年8月因病去世。
记忆小屋
死控制着我们对生的理解和表达,没有死之平等,世上一切回忆都将失去存在的意义。假如人类消灭了死亡,哪怕只是一小部分世人可以在地球上永生,撰写回忆录这门生意也将瞬间消失。假如世上问世了第一剂长生不死药,哪怕它的定价为五亿美元,世界也将很快陷入一场战争之中:因为有人可以永远不必忍受等死和回忆的煎熬了。

自从2008年被诊断出罹患退行性疾病后,托尼•朱特就进入了人生的缓刑之中。每个暂未被死神迫近的人,在别人的印象里大概都是生龙活虎的吧,何况朱特先生还有过三次婚姻,最后一任太太詹妮弗•霍曼斯,是他在45岁担任纽约大学历史系主任时认识的一位二年级学生,让我联想起菲利普•罗思写过的那些不安分的男教授,他们初萎的生命之花,因如此艳遇而又亢奋地绽放了。

朱特把《记忆小屋》献给了詹妮弗和他的两个儿子,丹尼尔和尼古拉斯。生命的最后阶段,写回忆录不为证明什么,更不为一笔报答家人的版税,而只是他日程表上的一部分,最后一件要做完的事。一直到2010年8月6日去世前,他的日程安排之密集不亚于寻常:演讲,接受访谈,对他研究了一生的20世纪史做最后一次附忠告的盘点,以及写回忆录。《记忆小屋》采用了最适合他的状况的散文体,每篇文章的主题不一,但基本上,都是将个人经历、感悟与对所涉主题的放大思考夹缠在一起写成的。例如,在写到结识詹妮弗的一篇中,他反思了美国人对“性”的态度在六十年代前后如何发生了剧变,后来“性”又如何成为美国政治光谱里未必合适的一部分。他的语调总是异乎寻常地平静,我们看不出,他对这即将结束的一生有任何衔恨、不甘与煎熬的地方。

《记忆小屋》给足了读者热爱托尼•朱特的理由:他所关心的东西,如法国和东欧知识分子,如欧洲左派的良心破产与自我救赎,如公民政治如何重建,人如何以更加积极的方式共存,戳中了我们对一个自私而扁平的现实世界的不满。《绿线巴士》是这本书中最私人,也最有“范文”模样的一篇,质朴无华,写“业已消失的美好”:环伦敦全城的绿线巴士。五十年代,绿线巴士是伦敦重建过程中的一环,它抚慰了大战结束后伦敦人的心绪,“散发着令人安心的气味,不像是公共交通工具,倒更像是图书馆或旧书店”,车辆及线路的设计者“代表了一种伦敦理想的策动人与化身”,这巴士至今仍在,但它及它的服务“都不再如原来那样真诚如一了”。但是,这种对比未必有多么感伤,朱特极具洞察力地写道,战后十来年是英国民气较积极的时期,人们刚刚经历了战争,更懂得珍爱眼前的景象:绿树、原野和远方的山峦。绿线巴士之所以如此气氛恬逸,风尚温良,是因为其乘客多为中产阶层,而“绿线团队”,在那个时候,也有一种超乎职业要求之上的自豪感。在理智的本色和抒情的诱惑之间,朱特找到的立足点总能反映出历史学家特有的平衡感。

当死缓降临,当我们即将现出其一抔尘土的原形,而又事先得知了这一点时,我们才可能意识到过去的生活还不够严肃。活着的时候,我们再如何用心去感受死的压力都嫌不足,从而,那种命定的懊悔和空虚感,通过他人的回忆中,通过无数的人文作品,一次次对尚未死亡的我们发出也许是徒劳的警告。“如果万事万物皆依死亡指示的那样发展变化,人将会变得十全十美。你就会发现第一流的父亲,纯洁无瑕的丈夫,堪称楷模的儿女,无私的、自我牺牲的母亲,祖父母能得到所有人的致哀,在商人们面前,阿西西的弗朗西斯就像一个极端的自私鬼,将军们沉浸于善良之中,检察官宅心仁厚,军火制造商近乎圣徒——一句话,不知不觉之中,世界就好像充满了一大群无翼天使。”朱特写下的这一大段话,解释了他从事其一生事业的根本理由,也道出了我们的人生中最本质的、“原罪”般的挫败。

云也退
所有以读写为生的人,都有一个托付于语言的灵魂。他们的全部事业都建立在一个想象性的前提之上,那就是,自己写下的东西将得到其他人的阅读。我们都要死,所以,你可以不读,但你没有权利无视和亏欠别人写下的记忆。书写,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称之为“一种硬质的行为”,自问世起就是奔着永恒的方向而去的,书写者明知自己必死,想依靠着书写行为延续生命。

《语言文字》这一篇里,有几句堪称“渊默如雷”的告白:“文字是我与世界之间仅剩的联系,而我却正迅速丧失控制它们的能力。文字无懈可击地在我静默的脑海里组织成形,广度丝毫不减……但我却无法再轻易将它们诉诸语言。”这是“记忆小屋”打开大门的时刻,在此之前,我们只能同它飘出的袅袅炊烟和悠悠的乐音相逢,现在,则可以看见一个已然不能移动的人,静静地运转着他来日无多的头脑,再静静地等到翌日,艰辛地蠕动嘴唇,让记录员记下前夜成形的所思。托尼•朱特的文字之力,或许并不足以将他的生命延续到死后,却可以让他的死亡成为一个思想的和文学的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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