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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赵成帅
宋庄

“地产化”,会开花的炸弹


2013年初,栗宪庭在撰写的长文《“梦魇宋庄”——代序<宋庄房讼纪实>》中说:“文艺的形势,一向是中国政策变化的一个晴雨表,当政策宽松时,就会出现文艺的空前繁荣,一般繁荣个五六年的时间,就会有一个政策的紧缩时期。”

他认为宋庄艺术区的繁荣开始于2006年,这一年,宋庄艺术区形成一定规模,获准进入“第一批北京市文化产业园区”名单,也举办了第一届宋庄艺术节。在文章中,老栗认为:“2012年是迄今为止宋庄艺术生态最严峻的一年。”

然而谁承想,在文章写成的6个月后,宋庄艺术区就迎来了疾风骤雨。通州区公安局与宋庄镇政府张布告示:利用三个月的时间(5、6、7月)对宋庄镇27个村的艺术资源进行调查。随后,宋庄美术馆东侧新盖好的一片楼盘,也被当地部门宣布为非法小产权房、查封。栗宪庭原本认为,相比费家村、草场地、798等艺术区,大概只有宋庄和上苑这种偏远的郊区农村没有中间开发商的介入,都是艺术家与农民私下进行租赁与买卖。但是,发展到今天,宋庄已然成为老栗的一个“梦魇”:“一是意识形态管理太严,第二就是宋庄越来越地产化。”

“地产化”——朱其这样评论:“说到底,当年留住艺术家的目的,还是为了开发房地产,也不是真正为了当代艺术。现在房地产启动了,艺术家再占着地儿不利于地产开发,随着高层子弟都去宋庄拿地,土地不够的话,后面该让艺术家腾地儿了。”整个夏天,宋庄都在紧张、神秘的气氛中度过。

对于城内的艺术区来说,“地产化”骚扰早就开始了。从2009年上半年起,朝阳区出于城建规划和土地储备的需要,区内五环外大部分乡、村用地面临拆迁改造。将府、索家村、东营、创意正阳……朝阳区东北部城乡接合部兴起的十几个艺术区都面临腾退拆迁。从那时起,一系列“拆迁”与“反拆迁”的追逐战轮番上演。

今年8月初,崔各庄文化艺术中心也连遭拆迁队武装拆迁,焦点还是开发商与艺术家的利益纠葛,斗争的背后问题是全副武装的拆迁队从何而来?9月798艺术区的画廊空间连遭二房东暴力打砸,事件一度恶化至死亡威胁,“二房东”暴力的背后谁在撑腰?

一切也许是因为当初的文化政策从一开始就附属于政治与经济产业,它不过是向泛着鱼腥的海面抛出的一枚饵食。鱼群聚集起来了,捕捞者收网的时候也到了。

正如老栗在自己文章结尾的感叹:“从我建议启动宋庄文化创意产业的时候,我就曾经怀疑自己是做了一件好事还是做了一件坏事。十年过去了,宋庄艺术创意产业的是非完全被混淆,乌托邦终究是乌托邦,梦想的破碎依然是我们的常态。”
栗宪庭

“村中城”,封闭的小王国

如果没有地产经济的诱捕与骚扰,大大小小的艺术区真的称得上自足的乌托邦吗?为什么发展了上十年的艺术区——一个活生生的生态系统如此不堪一击?

从2005年起,栗宪庭就连续撰写了《宋庄集市展序》《艺术集市2007》,将精力集中到“探讨低端市场”上,他在《艺术集市2007》中设想过:“一幅作品上拍,动辄几十万,甚至上千万。实质上,这个市场已经变成了一个由世界上一小撮人操纵的游戏,它不但把大多数喜欢艺术的人拒斥在门外,就连大多数收藏家都难于问津,而且,这个市场也与绝大多数艺术家无关。探索低端艺术市场,或者说从建立低端市场开始,目标在于:逐渐建立和调整出一个既与绝大多数艺术家有关联,又与中国老百姓有关联的自主艺术市场。”

老栗的洞见的确看穿了疯狂的当代艺术背后无法克服的顽疾。细数北京的艺术区,大多数建在城乡结合部,1995年“圆明园画家村”被驱散后,北京的艺术区就相继形成了一种特殊的社会文化景观:艺术村。这里租住着各路艺术大腕,但是除了吃饭、买菜等日常生活消费以外,里面的村民对高墙内的艺术家、工作并不了解,草场地的村民甚至不知道艾未未在几号院,也许他们压根就不知道艾未未是谁,尽管这个大胡子经常出现在自己面前。

与急速扩张的城市化进程中形成的“城中村”相反,艺术家聚集的费家村、草场地等几个艺术区内形成了“村中城”——高墙里面是富裕、整洁而有情趣的工作室,外面是弯曲的渣土路、散乱的生活垃圾,逢到雨天,这种落差就会被无限放大。
常年混迹于艺术圈内的时评人陈晓峰正为此事头疼。在他看来,“原本极具新文化意义的艺术区(诸如798、宋庄)的创造性价值被弱化、消解了”,原因在于“艺术区已被割裂和孤立的思维观念占领,无法从更开阔的社会层面来回应今天自身精神领域的问题。”

早期的艺术家跟村民之间还有房租、水电费上的交流,工作室时代基本隔离了村民,现在又有不少当红艺术家到比艺术区更偏远的地方购置地皮建私人美术馆。名曰“美术馆”,最多是“私人会所”。谢素贞在今年的民营美术馆论坛上就直指国内美术馆、艺术区的通病:与环境交流太少。

简言之,所谓“艺术区”内的高墙大院基本隔绝了与公众人的磁感交流,一种新型的“空间”制造了艺术家新的“权力”手杖,普通人被拒斥在某个圈子的外围,只能在墙外徘徊、游荡。

然而“封闭”——如何在一个孤立的“空间”中,创造当代艺术?更准确的说是创造出具有生产、再造、革命意义的艺术?
“碧山计划”中的“丰年祭”演出

谁来替代“乌托邦”?

对于艺术区的通病,老栗开出的“低端市场”药方仍然是“市场”的策略。在消费社会中,也许不得不承认“市场”是最有力的武器。但跟当初筹建艺术区的路径相似,“教父”坚持着资本、市场对于文化艺术建设的有效性。在《艺术集市2007》中,他再三强调“平价市场是一种文化建设”的基本立场。

当宋庄遭遇2013年地产商与政府利益关系掰裂的连带危机,“教父”是否想过,“平价市场”对于整个艺术的社会化境遇究竟扮演什么角色?

老栗的姿态还是过于马克思化,或许他的精力无法再去折腾、重造一个新的意识形态系统——一个真正的当代艺术的伦理主体、真正的当代艺术的社会运动和美学生态——在福柯的疯癫中拾回的文明。

尽管老栗的宋庄理念被越来越多的地产商、政府和知识分子移植效仿,但作为知识分子的于建嵘仅仅维系了54天的“乡村建设计划”(贵州省兴义市则戎乡安章村),再次预示了艺术产业改造乡村模式的穷途困境。

尽管近几年“艺术乡村建设计划”一再出现,从宋庄到碧山、许村,再到近期的安章村与白庙来看,无论是“建立乡村公共生活规则,重塑乡村公共生活空间”也好,还是“造血”、“互联”、“共同体”也罢,从方法论上,依然没有超越栗宪庭的模型。

唯一一个特殊的游离于艺术、游离于城市、游离于乡村的案例,就是皮村。这个城中村的务工人员夜晚自建的文化艺术生活方式,与白天所从事的经济事务取得了近乎对等的砝码。它吸纳了当下中国最丰富的现实,并进行了勇敢地加工、再造。关键的是,它的发生近乎完全是自发的、持续性的,像是一个巴黎公社般的共产、或无政府的自治社群。当然,在严酷的外部挤压下,它能生存多久?

“艺术区”在今天已经成为陈旧的、邋遢的、破碎的乌托邦,一个崭新的、生产的、联动的乌托邦路在何方?或者,我们还需不需要“乌托邦”?甚至,乌托邦中的“我们”又是谁?
草场地艺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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