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能性就在我们身边”

2013年7月8日 | 新周书房 | 嘉宾:崔健、大卫
编辑/骨朵
新周书房_副本

Freestyle:一般指即兴的、随性的随意的发挥,例如hiphop说唱中的freestyle就是即兴说唱的意思,而街头篮球中的freestyle就是即兴表演花哨动作。

【编辑手记】

在整理这两个小时的录音时,心里一直怀着不安,恐无法完整呈现而断章取义,或者是一不小心又贴上了旧标签,还非常固执地不想让老崔的话语显得那么权威。但是始终不曾犹豫的是一定要把一些老崔在现场说的话分享给更多的人。
难得的是这一次沙龙上崔健的话很多,坦率自然,诚恳又不失尖锐和幽默,依旧带着前瞻性的他语速和思维转得一样快。在他的话里,用“我们”的次数明显甚于“我”。现在他关注的事情更多了:斯诺登、戴旭事件、儒家文化、中庸思想……当然,这个“从南走到北、从白走到黑”的崔健,始终只有一个。
本次沙龙在活动开始前三天才在微博上放出消息,微博转发量随即过三百。当天飘着雨,白色的小书房里勉强塞进了三四十人,不少歌迷没法挤进场地,进入场地的幸运儿或坐或站,或者轮流坐一把椅子,还有的索性盘腿坐在桌底。房间中央放着一张桌子,六零后的崔健和九零后说唱歌手大卫与主持人阿宝分坐两边,桌上摆满了瓜果,老崔喝着红酒,大卫喝啤酒,对谈就这么开始了。

主持人:之前我们的沙龙主题定的是“八十年代摇滚乐”,后来跟崔健商量之后改成了“Freestyle在时代的晚上”,为什么不愿意谈八十年代?为什么不愿意去怀旧?
崔健:八十年代其实是一个“开窗户”的启蒙,而不是思想的启蒙。年轻人应该在精力最充沛、最勇敢的时期去面对现实,如果过于强调八十年代的启蒙价值,而丧创造性,我觉得是对年轻人的一种误导,甚至是一种打压。(好像)只有有怀旧资格的人才有社会价值,这种影响非常不好。

主持人:你们觉得我们国家最freestyle的时期是什么时候?
观众: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
崔健:我们都生活在一个温室里才会去思考这样的问题……(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摇滚乐的影响力连现在的百分之一都不够。
观众:可是那时候的摇滚乐不最有一种原始的释放和爆发么?
崔健:你说的是一种形象,而不是影响。姿态是三脚架上挂着的东西——三脚架只是支撑,它要往外使力。我们中国一直提倡中庸,我觉得中庸早就应该被科学地批判,因为它只是一种平衡,但它并没有尊重发力的东西。个性存在才是在向外发力,它是边缘的东西。中国文化里最讨厌边缘化的东西。但是如果没有这三个边缘的东西(指三脚架),这个中庸是不存在的。你只有在向外发力的时候,中间的才能真正的稳定。
稳定不能靠求稳,而是需要各种各样的发力。有很强的个性文化的时候,就要有很强的法律。有很强的法律,同时也有很强的个性文化的时候,这时候还需要一个非商业非政治的力量出现:神的力量——信仰的力量。只有这三个东西都存在的时候,这个国家不可能不强大。我们国家现在最大的危机就是信仰危机。
……就像这个国家没有愿望一样,当一个摇滚乐只有空空地说“我有姿态”而没有目标、没有解决社会问题的时候,这个摇滚乐是空的。所以说我觉得摇滚乐和我们的社会、我们的经济体制是一样的,都应该建立一个人生的愿望。
我觉得做文化的人在某种程度上应该是非政治的,非商业的,或者说这个社会缺乏什么,而我们就应该去创造什么……伟大的音乐人有三条腿:音乐性,个性,社会性。

主持人:在现在这种局面下,作为一个音乐人或者摇滚人,怎么跟这个时代互动呢?
崔健:我觉得说白了这是每一个人的事,不光是艺术家的事。我认为我说的话里面有很多的问题,我希望你们能够帮我一起去修正它……可能性就在我们身边,现在已经到时候了。我们这个时代的年轻人真的到了赤膊上阵的时间段了,或者说我们已经到了预备阶段,别在关键时刻掉链子。我们不是政治家,但是我们不能允许人间悲剧发生。
我不是阴谋论,我是美梦的狂想者,我是仰望星空的狂想者。我们中国是到时候为世界做贡献的时候了,而并不只是跟着人的屁股后面走。

大卫:崔健以前提及“东方式的恐惧”,这是指什么?
崔健:害怕个性,思想没有解放。但其实中国历代以来的艺术家都有这种恐惧。因为小农经济、思想专制、皇权政治从来没有停止过。我们的艺术家、文艺工作者、媒体工作者身上都有这个责任(求思想解放,鼓励个性),是延续给下一代人去解决这个问题,还是我们自己动手解决?
主持人:崔健曾经有句话大概是:“从现在起,每个人少说一句谎话,一百年,就是一场革命。”
崔健:类似的意思,易卜生说过一句话特别好:“当你在痛恨这个社会的时候,别忘了你是它的一员”。你憎恨什么,你就是你憎恨的一部分。

主持人:从被大家关注至今,崔健有什么变化?
崔健:我特别不愿意谈的就是“挂在三脚架上面的东西”。我知道这种话题可能对我有好处,但我觉得这好像是在用我的本钱,而没有在用我的利息。我想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计算生命量的方法:透支自己,还是永远在积蓄,让你的资源变成一种价值。我被关注了三十年,我现在有一种恐惧症——“你不能再失败了,你所有的失败都不会被歌迷允许”,“你不能再思考了,你一思考就会让人改变方向”,“你不能再抛弃我们老一代观众了”……这是一种方向性恐惧,他不能允许自己往下走,只能被绑架着往上走——但是这种“往上走”一旦摔下来更可怕。

观众:我是94年生人,我对你们这一代的印象都是录像带式的。最近看到何勇、张楚上娱乐节目时的那种状态,心里挺失落的。想问崔健怎么看待音乐和商业之间的关系?是不是一旦有商业介入,(音乐作品的)音乐性就一定会流失?
崔健:我觉得这是一个平衡的概念,靠艺术家自身的调整……我更愿意去看一支乐队有没有很强的自我意识或者有没有很强的商业意识。如果有完全牺牲自我去追求商业的乐队,你一看就能看出来,甚至你都没有必要去谈论它……时尚是最好的一块肥皂,你不要去沾它就好了,你谈论它都是一个被洗脑的过程。
大卫:那期节目我也看了,也非常失望。说难听一点儿,我感觉他们就像小丑一样。
崔健:你这么说不公平,是他们的结果是像小丑一样,但是他们不是小丑。他们的能力、他们对制作团队的把控肯定没有我这么苛刻……是这么一个概念:即便(节目组)用你的音响、灯光、摄控,但你按他们的方式来,他们最后还是会把节目剪得像小丑一样。我现在一直在学制作,我都在想将来有可能的话,我能为这些音乐人做点事儿。在中国(摇滚乐)最缺乏的是制作人团队,有很好的音乐家,有很好的推广者,但是缺乏很好的制作人。
仔细想一想,我们的摇滚乐从八十年代到现在从来没有被官方推广过,但我并不认为这是他们的错,我们也有问题。我们的问题在于我们不敢进入、或者说我们是按他们的方式在进入(官方传播体系),如果有一天我们按照我们的方式进入(官方传播体系),大家不要意外,我们是去影响他们,而且我们已经在做这个事了。

【崔健现场语录】

·谈恐惧
如果不把我看到的问题说出来的话,我觉得我在浪费我的资源。如果有一天我出车祸或者飞机失事,那我会觉得完了:好多话我都还没说出来。

·谈文化
我们被灌输的是统治者选择的“精神财富”。

·有歌迷担心一些老艺术家进入体制之后被同化
我们有公民的权利,是不应该怀疑体制的,公民相信自己的政府是一个公民道德。
公民应该跟自己的政府建立一个信任的关系,如果不信任,将来你的民族受到威胁的时候,你是没有愿望和能力去保护它的。

·谈媒体
我们的歌迷要小心点儿,你们很有可能是被运作出来的歌迷。

·关于摇滚乐之于电视媒体
我不排斥这个资源,但我排斥的是不公平竞争——摇滚乐的资源被限制了。当一个国家真正接受批判性的东西,并且觉得它跟国家利益成正比的时候,摇滚乐才能真正的freestyle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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