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高晓倩

地球上最后的夜晚

《地球上最后的夜晚》
作者;[智利] 罗贝托·波拉尼奥
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原作名;Last Evenings on Earth
出版年;2013-4-1

不按世界本来的样子去看世界,固然豪情满怀,不失可爱,但由于入得真实太少,其实境界不高。波拉尼奥描写的文人则处在另一个极端,他们都被真实的人生摧折得落落寡合,离“豪气”二字太过遥远了,甚至没有余力让青春的本能暂时逍遥一会儿。“讨生活”的负担榨干了所有诗意,就剩下了同情。

勇敢的人死于伤心——《地球上最后的夜晚》

云也退专栏

书评专栏 云也退头像

独立记者、书评人、旅行作家,有译著多本。@上帝的跑步机–云也退

罗贝托·波拉尼奥

Bolanofolder1.indd

罗贝托·波拉尼奥(西班牙《文周》:roβerto βolaɲo aβalos,1953年4月28日—2003年7月15日),智利诗人和小说家。他1977开始文学创作,在二十多年的时间里,一共写了十部长篇小说、四部短篇小说和三部诗集,代表作是《荒野侦探》和《2666》。2003年在巴塞罗那去世,过世后其作品陆续被发掘出版,获得高度赞扬:荣获拉丁美洲最高文学奖——罗慕洛·加列戈斯国际小说奖、2009年美国书评人协会小说奖等。

聂鲁达被开棺验尸了,这是前阵子文学世界最大的新闻之一,人们对他的死因一直很感兴趣,现在终于下手了。1973年9月11日,智利民主政府遭皮诺切特政变推翻,聂鲁达的挚友、社会主义者阿连德也惨死枪下,十二天后,聂鲁达本人在圣地亚哥去世,官方公布的死因是心脏病,不过一直有传闻说他是被毒死的。

智利政变后,一大批热血青年星散四方,其中就有时年20岁出头的罗贝托·波拉尼奥,他本已随父母在墨西哥定居,祖国一出事他就赶了回来,嗣后成了流亡者,这情形同1937年西班牙内战后如出一辙,大量民主人士在佛朗哥胜局已定的情况下流落他乡。波拉尼奥后来写道:“9月11日对我来说不仅是一个流血的场面,而且还是一场幽默滑稽戏”,他也并不喜欢聂鲁达,骂得很露骨:“我坦白:一读聂鲁达的回忆录,我就难受得要命。里面简直矛盾重重啊!要掩饰和美化那张扭曲的面孔需要费多大力气啊!丝毫不大度,没有半点幽默感!”
我没有读过《2666》,也不了解波拉尼奥对阿连德政府的看法。我才刚刚迈进波拉尼奥的门,读了《地球上最后的夜晚》这部他早期发表的短篇集,十四个故事里有头有尾的不多,有的只能勉强说是故事,最后一篇《邀舞卡》则是以断片的形式回顾了他的早年经历,顺便批了聂鲁达的做作。聂氏的回忆录是在他死后次年出版的,记述自己早年的浪荡生涯,诗歌如何为他赢得各地的崇拜者,豪迈中透出沾沾自喜。波拉尼奥讨厌之,再正常不过了。

流亡会变成文人的光环,想想两极格局下,苏联东欧出了多少文化英雄就知道了。波拉尼奥描写的却是相反的状况:流亡给人带来孤寂的内心,不稳定的关系,无法掌控的人生。《圣西尼》是整本书中结构最完整的一则故事,写两个流亡者的交往:“我”是个穷困潦倒的文艺青年,在加泰罗尼亚地区一边写作一边苦苦找工作,而圣西尼早已成名,是“我”推崇的阿根廷大作家,由于母国处于庇隆独裁之下,目前政治避难于马德里。“我”在圣西尼的鼓励下参加征文比赛,书信往来间,“我”渐渐发现大作家的处境一样凄凉,他甚至还得靠一稿多投来多捞一点可怜的奖金,另外,圣西尼还牵挂着自己那不知所终的儿子,他很可能已经死于独裁政府的枪下。

相濡以沫,不如相忘江湖。为什么这么讲?我觉得是因为近必生苛,众多的挑剔抱怨都出自过于亲密的关系,远了,则如俗话说的那样,会产生“距离美”。“我”与圣西尼始终缘悭一面,故而保持着毕生的敬意,“我”从圣西尼寄来的家庭照上认识了他的女儿米兰达,他却不知道,这位漂亮女子有多么看不起自己的父亲和他的那个通信者,称他们是“捞奖金的人”。多年以后,米兰达给“我”带来了圣西尼的死讯,相逢一笑,“某种神秘的力量”使得两人早就和解了。

配图

波拉尼奥笔下众多的流亡者没有一个是聂鲁达那样风风光光的。流亡是内心的事,一个吞下去的动作,是面对万丈深渊时喉头的一声哽咽。流亡者对缺席比对在场更加敏感,他们总在观察,寻找倾听和倾吐的合适对象。《毛毛虫》写两个远离家乡的人的相遇,在开口对话之前彼此都注意到对方很长时间,一个在书店里翻书,另一个坐在书店外的长凳上独自望着天空。他们交谈起来,“‘毛毛虫’从来不跟人争论,也不表示看法……只是倾听,存在心里,或许也许仅仅是倾听。”他们的距离从未缩短到称兄道弟,彼此都知道,对方只是人生过客而已。结局没有意外,“毛毛虫”悄无声息地搬走了,“后来就再也没见过他”,平淡如此,读来还是有点惆怅。

这些故事里都少不了书,少不了写作与诗歌。波拉尼奥喜欢玩味一个被迫丧失稳定的人,文艺在他的生活里还能起怎样的作用。阿连德政权被颠覆后,智利军警前来搜查聂鲁达的寓所,诗人说:“看吧,你们在这儿就怕一样危险品——诗!”颇有几分李白命高力士脱靴的豪气。然而这种豪气是虚的,出自聂鲁达天真狂傲的秉性:“看尔等鼠辈,与我何加焉?”不按世界本来的样子去看世界,固然豪情满怀,不失可爱,但由于入得真实太少,其实境界不高。波拉尼奥描写的文人则处在另一个极端,他们都被真实的人生摧折得落落寡合,离“豪气”二字太过遥远了,甚至没有余力让青春的本能暂时逍遥一会儿。“讨生活”的负担榨干了所有诗意,就剩下了同情。

赖文艺的桥接,这些寂寞无助的人们彼此都能认识,能说上几句话,在迷茫一片的夜晚互相有所寄托。《地球上最后的夜晚》一篇,写B与B父到阿卡普尔科度假,本来无关流亡,但B的举止心理都是流亡者的,他带了一本偶然得到的法国超现实主义诗选,他似乎预感自己随时可能离开眼下的岁月静好,仿佛度过的每一天都是“地球上最后的夜晚”;他用陌生的目光看任何人,包括自己的父亲;他对任何活色生香都不抱浓厚的兴趣;他做的梦都是在黑乎乎的长街上来回走,站在楼群之前,看到楼群间巨大的影子好像在相互冲撞。在游泳池边的露天茶座,B遇到一位美国妇人,问起他手中的诗集,从而两人有了一番关于诗的简短对话。故事到这里微微有了一点亮色,但很快又沉寂了下去,因为B的假期节奏被他的父亲所掌控,后者的眼里只有女人、吃喝和赌博——象征着一种强大而麻木的支配力。

从事文艺的确能帮助他们“刷存在感”,但即便是圣西尼,在流亡的处境中也不得不屈从于生活的残酷压力。更大的恐惧源于写作这一职业本身。B在诗集里读到了居伊·罗塞的诗,那是法国的一位二流诗人,在1940年法国沦陷后失踪,没有谁知道他的下落,朋友们遍寻不着,签证下来后就都忙着去美国了,“个个忙于找个安全的地方”。正如明末士人好说宋末光景,那一代法国遗民文人的境遇,在智利的流亡文人看来,处处预警他们的命运;读一个被人忘却的人的作品,作为同行的你怎能不心有戚戚:焉知自己的作品不会也有沦为“遗作”的一天?不论罗塞是否善终,他究竟都被人忘却了。在另一篇小说里,波拉尼奥更是虚构了一位名叫勒普兰斯的三流法国诗人,他在沦陷期搭救了一些比自己优秀的作家,换来了继续书写蹩脚诗歌的名誉资本。

作家必须要出版,靠市场的力量来证明创作的价值,而流亡的环境一方面增加了出版的难度,另一方面增加了作家对“泯然众人”的恐惧。波拉尼奥虽然从40岁才开始出版作品,但他对这种困境一定早有体会。物伤其类的感觉贯穿于所有这些小说之中,有时体现为思念(《恩里克·马丁》),有时体现为感激(《戈麦斯帕拉西奥》),有时只是天涯沦落人之间泛泛的同情(《毛毛虫》),有人死去,有人消失,有人依然在为理想挣扎着写作,波拉尼奥从不描写他们内心的痛苦,他收笔总是很急,镜头总是在睹文思人、触景伤情的一刻匆匆转换。

如若聂鲁达那种狂傲是对困苦的有意回避,无足可观,真正高致的文人境界又当如何?我想,那必如王静安所说“入乎其内,出乎其外”,必须深品人生况味而不得失萦怀。波拉尼奥在末篇《邀舞卡》中自问自答:“我这一代智利人是勇士吗?是的,是勇士”,沉抑了一整本书之后,读到这句话感觉很突然,细想之却也不为过。相对于聂鲁达的全然不入,那些籍籍无名的流亡者入人生入得太深,深到杯酒相对默默无言,深到死于纯粹的厌世和伤心,像那位诗人恩里克·马丁一样,死时留下一串无人能索解的数字秘符,而无一句怨天尤人之语。死于伤心,在波拉尼奥看来远远高于死于政治暴力,或死于那些有塑像效果的壮怀激烈。就这个意义而言,他们可算是勇士。

十四篇文字,波拉尼奥完成了起跳前的下蹲——他用这本消散的、惆怅的、寂寥的书给更具野心的作品清理出场地。每一个故事抵达结尾,我们会发现,注意力已被作家带离了出发地很远很远,几乎回不去了,我们就这样被他抛在了半路,落入了与剧中人相仿的四顾茫然的境遇里;我们被迫去他的下一本书《荒野侦探》里寻找更多。

VN:F [1.9.22_1171]
0 票

3oi9xl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