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郝思嘉 记者/郝思嘉 池旭 摄影/牛华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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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段南京大学里流传的关于蒋介石和三个教授的历史故事,作为学年论文的题目,被南京大学戏剧影视艺术系主任吕效平交予31个学生创作。温方伊的本子是最终进入排练场的那个。校庆演出的节目单上没有名称的原创“校史”剧,在2013年,要在北京、上海、深圳、武汉、西安、成都巡演。90后的编剧和演员,还有他们的老师,在备受关注的时候却一直在强调,“我们不是校园戏剧!”

《蒋公的面子》从南京大学的舞台走上市场,引起了很多的关注和争论。“校园戏剧”是很多人贴给它的标签。但其实,在已经可见的“成就”背后所经历过的未知和忐忑,有很多偶然和必然交织着酝酿。

这个本子可以走到今天,用编剧温方伊的话说,“是天时,地利,人和。”
编剧温方伊

命题作业,只有一个要求:把灵魂放在火上烤

2009级本科生温方伊,在她大三那年所面对的学年论文,是老师吕效平的命题作业——民国时蒋介石来中央大学(南京大学前身)当校长,要请三个教授吃饭,三个教授不给他这个面子,事情有些为难。这就是全部的命题。唯一的指点是“把灵魂放在火上烤”。

温方伊当时脑子里就两个字,难写!同一段时空里,三个教授的对话,还要是完整的剧本,很难凑够两万字。忐忑着,温方伊几个月的时间都泡在图书馆,凡是关于民国时候教授的书都找来看,自己还买了很多关于西南联大、中央大学、民国文人的书补习。“我最喜欢《联大八年》,是1945年出版的,算是原始资料,可以感觉到当时老师和学生的那种状态。后面专门有一部分是学生来写老师的。比如说有的学生写‘这个老师就是个草包’,这个教授外表非常名仕,但是很支持政府。他们都会这样写的,我把他们的一些记录放在了我的剧本里面。”

无数功课的发酵之后,温方伊的作业成为了31个人中比较好的几个。比较好,这是个严苛的标准。只发展情节在吕效平看来是电视剧做的事儿,戏剧需要在舞台艺术和文学上都争取自己的生存方式,“把灵魂放在火上烤,而不是情节;同时要烤出喜剧,烤出滑稽,烤出疼痛来。”

这个本子历经几个月,一共改了五稿。吕效平本来打算2012年整个上半年什么都不做就来改剧本,结果春节时候看到温方伊的剧本,心里一下就踏实了,“哪怕一个字都不改,剧场的效果也是有了的”。但是,吕效平还是给温方伊提出了三个问题:如何让女主角摆脱“工具性”,成为推动剧情的角色;如何让三位教授之一的时任道不再是从头至尾一味的拒绝,而是有反转的部分;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如何为这个剧本塑造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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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0号演出,直到5月1号作为导演的吕效平才见到所有的演员。演员们要先背好台词,但是剧本还在改。温方伊形容那段时间“很痛苦”。这也逼着她在不误玩乐的同时,下功夫琢磨这些问题。戏已经开排,校庆节目单印好,没有回头路,只能忐忑着磨了又磨,五稿之后,剧本才算真的完成。

温方伊:我对政治不感兴趣

《蒋公的面子》里,三位教授性格迥异。
时任道,因学生被害而痛恨蒋之独裁,却又因为战乱之时藏书难保需要蒋的帮助;
夏小山,潜心学问不谈国事,却嗜美食,听说席上会有难得的好菜便想去赴宴;
卞从周,支持政府,愿意赴宴,却放不下架子要拉另外两人下水。

在评论中,三个人被认为是代表着如今不同政治立场的人物,但温方伊说,“我对政治不感兴趣!我感兴趣的更多是知识分子的情怀和纠结。知识分子坐在一起会聊什么,聊政治,聊学问,聊八卦,我都聊了。但是大家感兴趣的还是政治,这个我是没有办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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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故事所牵涉的另一个时空是文革时期,敏感的时期使人无法不联系到敏感的话题。很多看戏之后的声音中也在质疑整个戏文革部分的薄弱和仅仅停留在回忆细节的争辩上。但其实之所以出现两个时空的对比,是很偶然的。在同一时空怎么结尾是个大问题,去吃饭和不去吃饭都没有意思,因此,温方伊想出了用两个时空对话。

吕效平拍板,把另一个时空定到文革。温方伊本是很不愿意的,因为那是她不了解的时代。但是吕效平决定了,她只好动笔去写。其实吕效平的决定背后有着更深的思考。他心中的这部戏,是可以和今天对话的。“不管什么年代,我们都会面对这个问题。当我们占尽了现实主义的好处之后,我们会为自己的名誉担忧,希望理想主义的名誉能赐予自己、照亮自己,至少使我们对自己的感觉好一点,觉得自己是个理想主义者。当我们享尽了理想主义的光辉荣耀的时候,我们总是看着现实主义的市侩在哀叹,希望现实主义的好处能匀到自己身上。我们永远会在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之间徘徊、挣扎、煎熬。”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之间的这些纠结,在生命痕迹中留有文革和之后思想解放深刻记忆的吕效平来说,就是当下我们要面对的问题。

不过,温方伊的想法却不一样,她希望把关注放在知识分子永久的精神困境之上,而不仅仅局限于当代。问起如何解决二人之间的差异,吕效平开了个玩笑,“我是老师,她是学生,那当然是老师欺负学生啦!”事实上,在吕效平看来,这根本不需要解决,“同一个问题,无非是角度不同。其实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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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当代还是永久问题的不同角度,温方伊和吕效平是带着两代人不同的观念在解读他们所感兴趣的知识分子的精神困惑。不管是否对政治感兴趣,这三个教授身上发生的故事已经远远超出了政治,而是关乎于人性。

“我们是要做票房的剧团”

吕效平形容自己的南京大学艺术硕士剧团是“影子剧团”。没有任何人是剧团的成员,在这儿只有剧组。在成立剧组的时候,这些人都是剧团的成员,戏演完了剧组散了,剧团也就散了。被温方伊形容为“非常厉害的人力资源大师”的吕效平所招募的成员,都是艺术硕士生,在读的、已经毕业的,和潜在的艺术硕士生。

艺术硕士剧团虽然是在校园环境之下,但是在吕效平的概念里,他们做的是专业戏剧。而票房,是这个剧团形成职业精神和提高水平的关键,“养成职业的敬畏之心”。“现在,除了北京和上海两个地方之外,其他地方是没有票房的。国家占尽了做戏剧的资源,在做那些主旋律的东西,把票房都做死了。我们要推动戏剧的改革,所以我们希望在票房上做出成就,作出示范。”吕效平带着南大的艺术硕士剧团,从03年就开始卖票了;而新作《蒋公的面子》,现在又开始了全国的巡演。对吕效平而言,学术和获奖的肯定是一方面,但是“我们更希望票房的成功。”

“现在很多人认为戏剧没有市场。其实没有市场的原因很简单,因为你没有商品。好比戏剧是个宠物市场,你放在柜台里的都是塑料狗塑料猫,鬼来买啊?我要用这部戏说的是,只要你有好戏,就有好市场。曾经有报道说,我们是撕破了当代戏剧的面子。这就是我们的一个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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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公的面子》一开始在校庆的演出中是完全免费的,温方伊坦言“我很没底,演员也很没底。演员也说,如果不是在南大演,观众肯定早都睡过去了。这个戏是在有观众之后,我们才发现它是好玩儿的。”校庆期间连演三场,最后一场爆满,很多人站着看完戏。温方伊的感觉就是“夫复何求啊!”

当十月份要卖票演出,并且是十场的时候,大家都还是没底。一直到现在全国的巡演,剧组的票房目标是1000万。温方伊说,“吕老师想赚点儿钱送几个研究生出国,还要在南大办一些工作坊和展览,请一些国外的编剧、演员、导演来南大。”

温方伊直言,“《蒋公的面子》这样的没有大投入努力达到专业水准的戏,能够有今天的成就,在某些方面也反应出了现在中国话剧市场是多么的不堪。”吕效平更是要借《蒋公的面子》大声疾呼,“国家拿这么多钱来给艺术家做戏,你们做出来的叫哪一出?”

向吕效平求证网上流传的那个“宣传部长看后一言不发”是不是真的,他劝我们换个标题,换成“江苏省委宣传部长看完以后,留下两百万”。真实的事情是什么呢?“省委让我们演三场,演完之后,领导通常总要和演员握握手呀说几句话,这个戏使他很为难,他不太好说,所以他说的是‘我改天再跟你谈’。结果,他一句话都没跟我谈,但他把《喜剧的忧伤》留给南京的200万给了我们。谈不重要,给钱更重要!结果我们的记者光注意着一言不发一言不发,我后面可还有给钱呢!”

吕效平甚至还给帮着起了个题目,叫《蒋公的面子演红了,江苏省委宣传部长给了两百万》,他说,“这样多好,还帮你们炒作了!哈哈。”
   

《文周》×吕效平×温方伊

《文周》:剧本中对三个教授有个形容词“忸怩”,您是怎么解读这个词的?
吕效平:忸怩嘛,就是不是很严重的问题。教授是忸怩,蒋介石也是忸怩,不当真的,半推半就。如果是断然的拒绝,就不是忸怩了嘛。而且,这种忸怩,也可以把它当做创作者的审美态度,代表一种喜剧的状态。
温方伊:很多人都会碰到,也许不想那么多的人可能想到就会去,不会纠结。但是我们戏剧所写是这种纠结。人物有这种煎熬,是他们有自己的目的,他们又不愿意把这种目的那么明显的暴露出来,人都是这样。我希望是共性的东西。

《文周》:除了忸怩、卑微之外,三个教授最打动您的特质是什么?
吕效平:我们写的都是个人主义者,而不是阶级主义者。我们这代人一直被告知,你是社会主义的螺丝钉,集体主义一直在教育我们,放弃个人的独立的东西。但是我们戏里写的人,都是个人主义者。
对于个人主义者,我们可以有两种写法,一种是写成个人主义的英雄,他高喊着口号,用牺牲个人的方式来为个人主义奋斗。这是个矛盾的英雄。还有一种,是他根本不为什么主义奋斗,就为眼前的一些小利。比如我们戏里的夏小山,就为一盆好菜。总统请客不要紧,我可以不去,但重要的是火腿烧豆腐这道菜。他们都不是捍卫个人主义的英雄,而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卑微的,个人主义者,所以说这些人物有什么特别的地方,恰恰在于他们每个人都是有缺陷的,就像隔壁老头儿似的,有的好吃、有的爱书。但是所有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一切选择的出发点都是个人,而不是什么主义。
温方伊:这三个人都是有傲气的。时任道的傲气特别外露,但是过于外露就会伤人伤己;然夏小山的傲气是藏在心里的,他是一个很冷酷的人,似乎对一切都看的很淡,所以就显得不近人情、没有社会责任感。卞从周的傲气是在肚子里,他以他的宽容为骄傲。在他对别人宽容的时候,他对自己也就宽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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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周》:和这些年轻人一起排戏,有什么困难吗?
吕效平:这个剧组里只有我一个人是老头子,其他的都是八零后、九零后。编剧温方伊这个九零后是我自己带的学生,她学文学的,她的功底很好,思想非常成熟。我们是共同承认差异的,有差异,没困难。
我们剧组的主角是八零后,是我自己的学生,现在他们都在中国传媒大学南广学院教书。其他配角,都是九零后,是我学生的学生。讲起来不大好意思,那些九零后的演员,我就躲开了。我让他们的老师去排他们的戏,我只排他们的老师的戏,因为他们本身也是教表演的嘛。他们算是执行导演。

《文周》:作为编剧,你和这个剧本之间,现在是什么样的关系?
温方伊:当时写出来我都不大敢交,觉得写得不好。这个戏写得很文,我不觉得这是个可以商演、可以进社会的戏。南京连演那么多,到了上海之后竟然还有争论,现在走到这种程度,并不是这个戏写得有多好,而是中国戏剧整体的不健康。我会继续关注我们的演出,也会随时给建议,但是对于我自己,我还是要继续往前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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