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郝思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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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夷贝,北京大学新闻学院毕业,却未曾投过简历的文艺女青年。她更多为人知道和记住的身份,是邵小毛,原创音乐人,曾在网络上红极一时的《大龄文艺女青年之歌》的创作者。站在青春与告别青春路口的邵小毛同学,很想变强大,她在豆瓣里写,可以成长,不可以膨胀。
《我站在蚂蚁这一边》是邵小毛的首部主题随笔集。不涉及音乐,不谈经历,此时此刻,她并不是歌手,不务正业,写一本也许不太正确的主题随笔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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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安身立命的东西
邵小毛上大学时,还不会打鼓,就玩儿摇滚乐队,自己当鼓手。乐队在校园歌手大赛里拿第一名。她的《大龄文艺女青年之歌》拍摄时,她才学会几个吉他的和弦,之后她就走红,开始了作为民谣歌手的路。现在,她正在准备新专辑,她说自己现在“刚刚开始对音乐是什么,唱歌是什么,有一个往专业上靠的东西。以前可能就是音乐爱好者的认识,没有职业音乐人的那种身份认同。现在就是想以此为生,做的很专业。”邵小毛大学时加了N个社团,音乐只是她的兴趣之一。当时她想着如果两三年没有意思就不做了。她很害怕重复,但是现在,她想一直做音乐,享受做这件事情的长时间重复。音乐变成了她觉得和自己生命有关的东西,成了她的思考方式,也是她和这个世界相处和沟通最舒服的方式。

2009年在《大龄文艺女青年之歌》走红后,质疑和批评很汹涌。当时的邵小毛还不懂得如何在专业的角度去反驳。她孩子一样的赌气,“我不懂,我就为了反驳你,至少要知道你说的是什么。”于是她跑到中央音乐学院进修。老师们却跟她说,“你别来,我们不敢教你”。老师们觉得她写歌的方式很珍贵,不写谱,谈着唱。所以愿意让她了解基本的乐理知识,而不愿意学院派的原则束缚她自由自在的创作。现在的邵小毛还在探索的过程,“慢慢的了解,我觉得会探索到那个点,最舒服的那个点。创作者还是要根据本心。”而外界的评价则不是她所关注的,音乐好听的标准她有自己的一套。

邵小毛给人的印象是很文艺,还跨界。但她自己说,自己即使写书,每一个章节都是跟自己歌的歌词有关,还是音乐里想表达的东西,只是方式不同而已。“有很多感兴趣的东西,但是我还是努力让自己专注在自己的事业上。音乐毕竟不是我的专业,还有很多基本功要练,努力往回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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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女青年邵小毛同学去跑马拉松了!
看了村上春树的跑步笔记,她也开始长跑,还参加在吴哥窟的马拉松比赛。写长篇和长跑一样,都是需要意志力和耐力的事情。

邵小毛为了写新书《我站在蚂蚁这一边》,不仅长跑,她还逃跑。
写书到一半,写不下去了,她就人间蒸发到印度了一个月,去怀疑人生。她开始改变通过书和互联网接触世界的方式。“开开眼吧,走走!不是在上网、看书,而是像跑步一样。现在我去一个地方就跑,视角完全不一样了,这些都只有踏实的跑过才会感受到。”这次印度之行,是她第一次一个人独自旅行。没有了助理,没有了公司的安排,所有的问题都要自己去解决,她形容这旅程是“从一个被保护的状态到一个人独立面对世界的状态。”

旅行中的奇遇都是人。“我在路上遇到了来自其他国家的很多年轻人。其实80后很多人已经有了很多细化的生活方式,不是为了一个成功的标准去生活,而是一个对我有意义的、好的生活方式。可以去印度做志愿者做三年,十年,也可以整天在东南亚漂着。但是你认为这个生活方式是你喜欢的,也是经过认真思考的。”于是她也去做了志愿者,和不同的旅伴一起赶路。一个定居在印度四十年的美国大叔,收养的西藏养女要出嫁,他把她亲手做的手工品送给邵小毛。

总说自己有沟通障碍的邵小毛,在旅途上也像换了一个人。“今天我心情不好,我就是个内向的人。明天到了新的城市我就是个新的人,这一天很开朗。”但她却无法长时间保持这样的好奇和新鲜。时间久了,又会纠结起目的和意义这样的问题。

缘起梳理自己三观的写作,现在反而改变着邵小毛自己的生活节奏。旅行,长跑,跑过她去过的地方。村上春树在《当我谈跑步时我谈些什么》里写道:“写出来的文字是否达到了自己设定的基准,这,才至为重要;这,才容不得狡辩。别人大概怎么都可以搪塞,自己的心灵却无法蒙混过关。在这层意义上,写小说很像跑全程马拉松,对于创作者而言,其动机安安静静、确确实实地存在于自身内部,不应向外部去寻求形式与标准。”邵小毛在自己的跑步旅程里,也开始向内去发掘自己,找到自己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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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孙子的价值观
邵小毛的新书名叫《我站在蚂蚁这一边》。蚂蚁,是她觉得对于还无所处,站在成熟与未成熟路口的年轻人最好的比喻。“你在学校里被灌输的价值观,总是告诉你这样做,那样做;我到了音乐的环境里,一些乐评人、前辈,要求我做一些东西,还有很多的批评。当时我的朋友们就安慰我说,你就熬着吧,所有的爷都是从孙子熬出来的!”于是,邵小毛开始学着如何在蚂蚁和孙子的位置上,去面对一个庞大的世界,一个不是在体积上,而是在价值观和经验上都要强大的多的世界。她想整理自己,列出很多的为什么,这个过程,她想搞清楚“什么是该要的,什么是不该要的,怎么去树立孙子的价值观。所以这本书也是在说,你得把自己想清楚。”

要在曾经抗拒的成年人的世界里,克服百般困难的做自己喜欢的事情,邵小毛没有矫情和怨念,而是把它当做一个不得不玩儿好的游戏,学会规则,找到乐趣。“这事儿没法硬碰硬,既要保护自己,又能绕着路到达目的地。我前几天跟70后的一块聊天,他们就说你思考的这个问题当年我们也思考过。我回答说这些问题不是想一次就够了,而是要不停的梳理的。你们不去想是因为你们没有时间,或者你们不敢面对,你看托尔斯泰快死了还在想这个问题,还能写出《人生之路》”

邵小毛并不像人们概念里的文艺女青年,很感性。她说自己大学时候也矫情过,但是现在无比理性,很少冲动或者诉诸于情绪的愤怒。“我们虽然是蚂蚁,但也是认真的,孜孜不倦的在生活。不管我的三观怎么拆,怎么建,我都会留着我喜欢的的事儿。大家对坚持梦想有一个误解,梦想和现实是两个完全格格不入的东西。我去现场演出,90后的孩子,还没大学毕业呢,就跟我说真羡慕,能做自己想做的事儿,他不行。其实我们可以为了现实,为了生存怎样怎样,但喜欢的东西你还可以做它。”

“白天喜悦清醒,夜晚宁静安眠。”是邵小毛理想中的生活状态。她还在努力达到中,她知道自己的方向,那就是用尽力量保证自己能够做喜欢的事儿!

邵小毛最近有些小冲动,又想当鼓手了。但她觉得自己内心是个老头,关注的严肃的话题都是老男人喜欢的话题,喜欢的也是老东西。她也会有很焦虑的时候,觉得努力了这么久怎么还是不清楚。她觉得自己只是一个寻找生活方式的年轻人,一个刚刚推开音乐大门,看到亮光的音乐人。

而她追寻亮光的方式是,每天进步一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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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周》:你以前组摇滚乐队,它是对抗性很强的。现在做民谣,就很清新舒缓。你觉得自己还有愤怒吗?
邵小毛:恼怒的方式不是喊出来的,民谣是用用一种比较舒缓的方式解决问题。虽然形式很清新,但是内容上我不太会写不痛不痒的东西。

《文周》:从你“出道”以来,一直有很多的标签,或者认为你是现在很多年轻人的代表。你怎么看待它们?
邵小毛:我不太喜欢什么代表的话。标签,一开始我很不接受,总觉得我有很多面,但是一贴就只剩下一面了。但是现实很残酷,如果你需要别人的认知,你需要和商品一样,需要贴标签,容易让人们找到你。人们不会关心你这个面包里面是怎样的,只知道你能吃就行了。我现在不介意。我一直做自己想做的事儿,我的音乐一直在变,我的唱法,编曲,内容,都在变,我自己在做自己的探索,没有必要改变别人的看法。

《文周》:你会回头梳理,总结自己做过的音乐吗?
邵小毛:有很多遗憾。我对所有发过的唱片和书都不满意。我跟别人聊过,好像音乐人永远对上一张专辑都不满意的。可能你录的时候是一个状态,现在一个状态,就总想把当下的状态记下来。

《文周》:音乐创作和文字创作的体验有什么不同吗?
邵小毛:都是一种表达方式。写书是个长篇的东西,需要意志力和专注力。而我写歌词最快的几分钟,慢的可能两三个月修改,但它不是需要循环重复的事情。

《文周》:有没有想过,希望其他人在什么环境里听你的歌?更希望大家听专辑还是到现场?
邵小毛:现场吧!每次巡演我都像重生一样。除了唱歌,我也会说很多的话。大家会有很多的反馈。其实是一种交换,你会真的见到这些人,你会有目光的交换,会有语言上的交流,你知道你唱哪首歌他们是什么样的反应。我会真的认为做音乐很值得。
上一轮巡演我觉得最放松的就是在演出的时候。14天11个地方,见到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特色,在不同的人身上呈现出来。每一站都在吸收力量。在网上看点击率不会感到特别的使命感,你要坚持创作什么的。但是巡演完了之后,就会有使命感。他们来到现场,彼此之间的沟通也很开心。我觉得作为中间的一个缘由也是很重要的。

《文周》:到现场听你歌儿的都是些什么样的人?
邵小毛:什么人都有,主要还是年轻人,80后、90后,还有大叔。很多演出现场的工作人员都说,很多人是从来不会来这儿的。有时候还有很小的小朋友,十几岁的小学生自己跑来听我的音乐会。

《文周》:现在给你时光机,最想回到什么时候?
邵小毛:大学。那时候把所有跟文艺有关的事儿都做了。很好玩儿。那时候乐队演出完全不赚钱,演出结束每个人分十块钱。我们打不起车,演完了就去麦当劳,等天亮了,坐公车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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