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策划/秦琴 记者/秦琴 孙率兵 牛苏放 梁慧 序

专访电影《打擂台》泰迪罗宾&郭子健
——电影界里是没有一个高手不失手的

记者/秦琴 序

泰迪罗宾迟到了,因为他想出去买几张摇滚CD。他大惊小怪的说,在香港,人们要是告诉你说很近就真的很近,没想到北京人跟他说在很近的地方有一家CD店却让他饶了很多条街。他推门进来,道歉许久,手里拿着一张“万能青年旅店”的CD,并笑问我们,你们喜不喜欢摇滚,有着香港乐队第一人之称的泰迪罗宾玩转早年香港音乐与电影,是刘德华的伯乐,邓丽君的偶像,在潜伏十几年后,他第一次荧幕复出是新人导演郭子健的《打擂台》,并拿到了人生第一个金像奖。

“披头士可是我的老师,我是听他们音乐长大的。当然我在中国做摇滚算是第一代,在我前面还有一些菲律宾的乐队,还有外国人的,在中国人里我们是第一代,应该是成名最早的一代。”

《文》:现在大陆的摇滚乐你听吗?
泰迪罗宾:最近少听。以前最爱听的就是唐朝,在中国大陆的乐队唐朝厉害,很好很好。还有就是黑豹。黑豹就西化一点,是我们那一类的音乐,结构很好。他们到香港我也有看过,但那个时候已经没有窦唯了。我喜欢的是有窦唯的,刚刚开始的时候,《Don’t Break My Heart》那个年代的。当然崔健也喜欢,他声音很特别,他的思想很开放。就是那个年代的中国摇滚让我有很强烈的感觉。
  
《文》:在《打擂台》中我们有一种强烈的感觉,就是娱乐性非常好。而大陆现在的电影在娱乐性方面就和当年八、九十年代香港电影您在新艺城那时的感觉不一样,当时的影片构思巧妙,观众还欢迎,票房也不错。
泰迪罗宾:但是时代在变嘛。良心说,当然那个时候是我们的辉煌时期,也是香港电影一个顶峰时期,但时间的巨轮是不会往回跑的,往前走是一定要面对的。我的感觉是长江后浪还是不变的定律,新的一代会起来的,我们也会老去的。沟通好的话,这个青黄不接的时期就要开始破冰了。最好的时间就是这两代交棒。但未来希望这个审查制度真的要改善,这样中国电影是会越来越好的,中国市场的潜力是大得不得了,对我来说只是一个开始,但是有点开始得太极速了,很多问题就出现了,那些问题不是我们自己可以解决的,是整个电影界要去解决的,我们的力量太小了。希望帮到忙,每个人出一点力,比如我现在讲这个问题出来,希望有共鸣,中国的电影界可以有些改变。未来我是抱很大希望的,我们的经验可以拿出来给年轻一代去参考,《打擂台》就有一点这个感觉。所有香港圈内的朋友对我们非常好,也是我们的幸运,要不然这么小的一个制作,这样的咔,不可能到这步。我们曾经是大咔。

《文》:您现在也是?
泰迪罗宾:现在不是了,我年过60了,我的心态比较年轻,再过10年,15年我能存在已经不错了,我根本没有那个体能去跟年轻人比较,但是沟通还是可以的,思想上没有问题嘛。未来的转变一定会发生的,只要不是太大的问题,比如除非2012世界末日到来,我对未来中国电影就有很大信心。只是不知道时间有多长,我有没有机会参与。
   
《文》:那您跟像郭子健这样年轻的导演合作有什么新的感受吗?
泰迪罗宾:有啊,我在他们身上学到东西啊。我认识郭子健超过十年了,那时候导演会有开班的嘛,我也是导师之一。我们希望能帮他们开窍,年轻人他们自己有心,他又有这个能力有这个天分。开了窍之后就靠他自己了,他自己能开窍多少,能努力多少没有人知道。郭子健有一段时间很灰心,他一直努力坚持都找不到机会,机缘巧合,假如没到它可以发挥的程度,给你也没有用。我很欣赏他的努力,现在郭子健已经起步了,后面还有很多的苦难还存在着。电影界里是没有一个高手不失手的。

《文》:您很久没有出现在荧幕前,现在为什么又接下了《打擂台》?
泰迪罗宾:很多戏我都推掉了。就在80年代觉得自己表现还不错,但那个表现使我有一个eagle,所以有很多东西不喜欢。所以非常好的朋友的戏我会客串一下,我根本不喜欢跑龙套,我喜欢幕后比较多。但是我的天分可能也不够高,可能我拍过四部电影都卖钱,但有些地方还是有些失望,不能够达到自己要求的分数。但我想到的东西要拍的话找投资者实在很难,差不多找到了,那个市场就又往下跑。电影是一个市场和艺术合并的东西,没有艺术的感觉我不舒服,单看市场的感觉我不喜欢,但不顾市场根本就不可以玩这个游戏。80年代我监制过不少戏,和很多高手合作过,知道是需要成本才能达到某一个水平的。我不知道我潜意识是不是有自卑感的,我不觉得自己是一个明星,我不觉得自己可以到某一个地位。但好的角色我是非常喜欢玩的。可能我又有这个天分,但没有这个形象。我身体有缺憾,但一直以来我都不当这是一回事,但是剧本不好我绝对不接。《打擂台》这个剧本我一开始还是说有问题有问题,但他们知道我的脾气,“什么都有问题的啦”就这样回答我。来源也是大家弄的一个音乐故事开始的,现在整个故事反过来了。但我很喜欢他们把那个内涵给保留下来了。他们很努力,后来也拿了那么多奖。

《文》:您觉得80年代香港为什么会出现很多电影全才?
泰迪罗宾:要从两个方面来说,香港这个地方真的有人杰地灵的感觉。地方很小,能者很多。另一方面就是有观众,观众对我们来说太重要了。现在观众的娱乐也不一样了,再加上高手也退下了,新的一代也因为市场也小了,竞争更大,人才就更少了。有的坚持不住也就都放弃了。我是最爱泼冷水的人,我儿子玩音乐我也泼他冷水他就不玩了。你玩得再好,假如我泼得灭的话,你也就不是那个人物了。假如我泼不灭的话,你还有可能成功。你一定要知道自己能不能够做的到,你能不能够继续做你喜欢的东西,在需要忍得住寂寞的情况下,可能要忍肚挨饿也不一定。

《文》:您从第一部电影开始就有很多老戏骨跟您合作,觉得和他们一起工作拍片会有什么特别的感受?
郭:我觉得跟任何演员合作都是特别的经验,他们都是很有经验的人,如果我和没有经验的演员合作,很多东西就需要你去设计,有时候要求你演给他们看,但是跟有经验的演员一起就好玩多了,你不用演给他看,只需要聊,聊你想要怎样,谈完以后他就会演不同的方式给你看,然后让你选,我觉得蛮好玩的。

《文》:那您会有压力么?
郭:我之前也担心过,也听过梁小龙要打导演的传说,(笑),但因为《打擂台》从一开始有这个想法后,就跟梁小龙陈观泰他们谈的,所以到正式拍片,他们都很有准备,而且他们已经差不多进入角色了,所以会跟我经常沟通剧本、角色的问题,其实我觉得和演员沟通最好的方法就是用剧本来沟通,你有这个准备以后,其实任何人都是很容易合作的。

《文》:现在的香港电影,似乎面临演员断层问题?
郭:其实我觉得在香港还有很多很好的新演员,除了说演员断层以外,我们这些幕后的导演啊等等也有人说断层,反正就说青黄不接。但是我觉得,圈子里其实有很多有心的年轻人,只是没有那么多的机会。以前,八、九十年代可能有很多机会拍片,不管你做得了还是做不了,我之前也听过在那个年代只要能写字就能当编剧,机会很多。我自己合作过的年轻演员我都觉得很好,像余文乐、贾晓晨、黄又南等等,我觉得他们都是很棒的。我很喜欢和他们做朋友,能发现他们的个性,我写剧本的时候,可能会根据他们的个性去写。

《文》:您的《打擂台》是一部内地公映电影,您拍片时有没有考虑过大陆审查的问题?
郭:在我拍《野良犬》的时候我觉得应该没什么不过吧,最后我知道没过的原因是电影中黑社会最后没有被警察抓,但是我就想如果林子祥的角色被警察抓了,那会是什么样子呢?还是不行吧(笑),所以我就问老板曾志伟要不要改一个内地版,他就说不用啊,反正是一个小成本的作品,多了内地,少了内地,票房也不会受多大影响。

《文》:遇到好的老板也很重要,能做想做的东西。
郭:我觉得我的运气很好,在拍片之前就不必考虑大陆公映的问题,我只是拍我想拍的就好,这几部在香港票房也不好,但是在评论界反响很好。所以我一直想说年轻人拍片的时候,把最想拍的东西拍出来就好。但是要考虑配合的事情,比如假设不能在大陆公映,可能资金就会少很多,其实我之前用的成本是拍不了这么多东西的,但是如果你很想拍很想拍,用很多心去搞你想弄的东西,就会发现能够做出来。所以做出来最重要,虽然会想如果再来这里那里会不会更好一点,但最重要的是东西做出来了。别人看到你有这个能力做东西,就会觉得很好,会再来找你。

《文》:那您有遇到过资金问题么?
郭:《打擂台》从开始我就知道钱不够,老板刘德华问我们说钱不够那你们这个擂台怎么搞,我就说我们这个电影是没有擂台的(笑),这是因为我觉得香港电影永远搞不好擂台,我就说我们的擂台不是在台上面的,是在任何一个地方,你存在的地方都是擂台,刘德华就说你自己说得过去就好,那就搞吧。所以就是没有钱就有没有钱的搞法。

《文》:开幕式张猛导演说,做新人真的很难,您听到这话是什么感受?
郭:很感动,但我觉得没钱也有没钱的幸福,因为没钱,所以你会想很多方法去把事情搞好,但是你有钱的时候就会有很多顾虑,很多人和事来左右你的想法。没钱的时候就完全不理他们,就只想怎么拍好东西。跟演员也是一样,没钱的时候就能慢慢地和他们聊,我们就是没钱,但就是有心。但我发现钱多的时候就不太一样,有的演员还是很有心的,但有的真的就是为了收钱来演,那个感觉是不一样的。如果你问我喜欢哪一种,我还是喜欢没钱的时候和演员的关系,很开心。

专访东京电影节影后朱莉·葛耶
——爱电影,创新不限次

记者/孙率兵

法国知名电影人朱莉·葛耶(Julie Gayet)携电影《八次为限》(Huit fois debout)来京参加第四届新人电影节,期间与中国的观众和同行们进行了良好的交流互动。从20岁时与诸多明日之星一起拍摄了电影《在美丽的星星下》开始,朱莉至今已经出演过47部电影、16部电视剧,成为法国当红电影演员。2009年,她凭借《八次为限》荣获东京电影节影后桂冠,同时她也身兼这部戏的编剧和制片人。2011年夏天,她受邀担任戛纳电影节评委。如今,她已成立了自己的制作公司,并热衷于扶植新晋导演,共同为了所挚爱的电影世界不断尝新突破。

朱莉8岁学习钢琴和声乐,因为不堪忍受学琴的枯燥,13岁时开始喜爱能充分释放她表演天赋的演唱,并由此立志成为一名可以不断尝试新角色的演员。大学时期她本来选择了社会心理学专业,一年后因为不喜欢而转学更感兴趣的艺术史,这让她的大学生活很充实,甚至改变了她对生活的认知方式以及人生观、价值观。上学期间她读过一本讲东西方文化差异的哲学书——《光与影》,对她影响颇深,随后在历史、哲学、艺术等领域她不断探索关于东西文化差异的问题。如今,她终于来到了之前只在《霸王别姬》、《卧虎藏龙》等电影中看过并十分向往的中国。

《文》:第一次来北京,印象如何?
朱莉:比我想象中的要现代得多,本来以为会像台北一样到处都是自行车,没想到那么多汽车!问题就是堵车,出门通常要花在路上一两个小时,所以我轻易不出门,出门就乘地铁。每天参加电影节活动之余就在附近转转,比较想看看人们生活的状态。在新人电影节上,许多观众提问的角度很特别,他们对我在电影中扮演的角色理解也很透彻、深入,这让我十分惊喜。另外,我感觉中国人的性格和法国人有些相似,日本人像德国人一样很冷淡,香港人像英国人一样保守,而北京人也不像欧洲南部地区的人们那样热情过度——这里的人们待人接物的态度刚刚好,和法国一样,所以北京是我在亚洲所有国家里觉得最亲切的地方。

《文》:中国文化中你最想了解的部分是什么?
朱莉:在看风景之外,我更感兴趣的是中国人性格中的谦虚、谨慎和善良,我希望可以深入本地人的生活中、观察和体验他们的生活现状。我发现在中国看电影比较贵,昨天和一个相关部门负责人聊天时还说到这一点,我建议中国多增加一些电影资料馆和露天电影放映点,让更多的人看到电影。在法国看一场电影大约只要10欧元,相当于一顿饭钱,从占人们收入的比例来看,远比中国的便宜。但法国的收入不稳定,社会两极分化严重,中产阶级很脆弱。大家印象中的法国都是浪漫和富有的,但是法国人也面临着现实生活的困境。比如我的电影《八次为限》就是讲的这个话题。影片中两个主角都是上了很多年学,但毕业之后还是买不起房,压力非常大,人们往往会“出逃”两三个月以躲避压力,但这种现象是近两年才出现的。

《文》:作为这部电影的编剧和主演,您的创作灵感来自哪里?身边有朋友有这样的故事么?
朱莉:在法国,尽管政府对单身母亲有津贴,但他们要赚钱养家还是很困难的。我有许多艺术家朋友都很穷困潦倒,我现在算是功成名就、在巴黎过着富有的生活,但是碰到这些朋友们有困难我都会竭力支援。我觉得我能为他们做的最好的事就是用电影的形式把他们的这种现状表达出来。在影片开头,我们并没有明确的表述女主人公为什么会如此穷困,电影的情绪基调比较低,离婚的艾尔莎没有工作也没有钱,以至于不能履行做母亲的责任,她陷入了一个恶性循环。社会很现实也很残酷,人还是要对自己有信心。用积极的心态面对生活。对于身处困境中的人,爱是一种非常必要的力量。电影《八次为限》的结局不像美国大片一样让主人公找到了工作、一切都变得非常好,女主人公的生活并没有出现什么实质性的转机,但是儿子的爱让她重拾信心,故事还是朝向一个积极的方向去发展的。

《文》:那么电影中所呈现的困境有你个人经历的影子么?
朱莉:有。上学的时候我的成绩很差,而且无论如何努力学习也没什么起色。所幸遇到了一位和蔼而包容的老师,在她的激励和帮助下,我坚持不断的努力,成绩一次好过一次,后来我终于考到了前几名,这个重拾信心的过程我花了两年时间。就像电影中传达的理念:“fall seven times,stand up eight”(七次在低谷,但第八次一定会出人头地)。

《文》:在从事电影工作的过程中有没有经历过什么困难?
朱莉:我对电影一直非常有热情、有耐心,名利和金钱对我来说都不重要,就是出于单纯的好奇而喜欢电影。但是有了儿子之后会被迫分心,最困难的时期就是和他父亲分手的时候,因为要花时间照顾儿子、赚钱给他好的生活,而演员在工作上的选择又不够自由,所以我选择了做制片人,相当于在工作和家庭之间做了一个折中的选择。

《文》:您现在每年的工作状态是怎样的呢?
朱莉:我基本上每年参与一部大制作电影,通常是出演主角。另外还要和新晋导演合作两到三部小成本的独立电影,一般不演主角,只为了认识新的导演和制片人,和他们一起完成电影实验。我一直很支持新人导演,这次来中国参加新人电影节也是一种很好的结识新的电影人的方式,已经有两位中国的新人导演给了我他们的作品来自荐、希望以后有合作的机会。另外我每年还会拍两部短片。

采访后记:这位有着精致长相的标准法国美女从小就追求多彩而灵动的生活,如今即便做了一个小正太的妈妈、一个电影制作工作中权利最大的制片人,已年届不惑的朱莉仍保持着少女般的烂漫和活泼——她极富戏剧性的语言、表情和肢体表达让整个对话过程十分轻松愉悦。值得一提的是,由于送了她一个很小的礼物,我获得了她热情的贴面香吻一个,这令我受宠若惊,也更深刻地记住了这个痴迷于电影、热爱东方文化、充满人文关怀、积极扶植新人的全能电影人,以至于不惜排除万难去北大追看她的《八次为限》,当然,很值。

专访日本导演桥本植树
——《脐带》只给用心观看的你

记者/牛苏放 梁慧

今年的新人电影节上,有一位千里迢迢从异国来到北京,想把自己的片子带给中国观众的导演,却因观影设备达不到自己的要求,而不愿妥协,拒绝放映自己的片子,他就是桥本植树,1989年踏入电影行业,曾参与过电影、电视剧、电视广告以及音乐录影带等各种类型的工作。在1991年,桥本直树和朋友一起成立了WILCO有限公司。2005年,凭借作品《托尼瀑谷》(Tony Takitani),他获得费比西影评人奖特别评委会大奖。《脐带》将是他的第一部在影院公开放映的影片,也是他想要在新人电影节上和大家见面的作品。

《文》:《脐带》讲述的是爱和绑架的故事,为何会选这个题材?
桥本:策划制作这部片子有两个想法,一是我认为自己的影视生涯如果这样走下去的话自己可能会被娱乐电影掩盖埋没,所以将来不想这样。另外,以往也做过执行制片和执行导演,觉得这些都不足以展现一个导演真正的魅力。

《文》:这个故事又是从何而来呢?
桥本:这个片子是一对母女间的故事,以往采访会被问这个故事与我的人生经历有何关系,其实是没有的。首先一个导演拍这个题材电影的话,很难找到投资方和发行公司,只有自己投,根据这个前提条件下面要选择的是尽量少投,而低成本,也要考虑演员阵容,演员人数要控制,拍摄场地,转场要少。这个片子有两个女孩,她们是同母异父的姐妹,姐姐为了达到某些目的绑架了自己的妹妹,姐姐是被母亲抛弃的。

《文》:一般我们会感到日本电影节奏较慢、色彩比较暗淡、悲观,《脐带》也如此吗?
桥本:我觉得《脐带》是个悲惨的故事,并不是很明亮的故事,我认为我不太适合拍娱乐大片,每一个月或每半年就拍一部电影,我觉得自己不是这种导演。所以选的题材都比较沉重,不希望被人们遗忘。

《文》:那您认为小众电影如何在市场上占有一定份额呢?
桥本:我自己的片子肯定是非娱乐小众艺术的,我想知道你们是否看过《脐带》?知不知道大前天(10月30日)发生的关于《脐带》的事情?

《文》:我们之前根本找不到相关的视频资料,也没有机会看到公演,所以很抱歉还没有看过影片,不知道您说的大前天发生的事情是什么?
桥本:《脐带》并不是在每一个人家庭中用DVD播放机一边吃东西一边看的,放映场所要比较严肃,这次新人电影节提供的放映环境没达到我要求,前天做了很多准备工作,但是条件始终没有达到想要的标准,所以我没有同意影片播放。

《文》:那中国观众还有没有机会看到影片呢?比如在您之后安排的清华大学的见面会上?
桥本:这要问主办方。文化电影要保存下来,我在开始策划该片之前也有这个想法,电影是什么呢?我们肯定会考虑这个问题。人类发明录像带这个媒体之前,大家的想法是我们必须去影院,影院很黑隔音效果很好,这是我们认为的常识。不过,现在面临的状态是电影越来越像娱乐产品,像主题公园,作为文化的电影将来可能会消失。我作为一个电影制作者,围绕着这个状态,对自己的前辈们觉得特别惭愧。我并不是完全否定娱乐电影,DVD蓝光都出来了,将来可能会有更高端的载体,但传统的文艺电影也需要留下来。所以回到今天采访开始时候的状态,请观众一定要到影院看。现在的人都觉得长镜头节奏很慢,请观众注意长镜头讲了什么事。另外,很多关于声音方面、动效声调到最微妙的状态,能听到很细小的效果声。

《文》:导演所期待的在中国的放映氛围是怎样的?需要怎样的环境?
桥本:比如拍一部电影,除了导演以外,也有摄影师服装师灯光师等,发行放映的时候,会有发行公司,还有每一家电影院,我觉得对一部片子放映最重要的是胶片的放映技术。我最大的愿望是,如果在中国有放映师的话,首现请他先来看《脐带》这部片子,感受下《脐带》是什么电影,然后根据自己的工作经验来思考下怎么放映,然后再播放给观众看。调好景别,音效的大小调整,包括整个影院的欣赏环境的状态都是基本的。另外过去的放映师都会想将片子送给观众前自己该做什么。我不知道中国这边情况是怎样,但是起码在日本数字放映这种形式已经越来越多了。比如拿DVD或者蓝光光盘,将盘放进播放机就好了,他们根本不能叫放映师。哪怕我们用数字载体放映机,严格来说肯定要做音响等细调部分。现在是数字时代,哪怕现在最高端的数字技术还是没达到想要的效果。

《文》:在日本现在有专门的胶片放映师么?
答:当然有,因为有一些专门放胶片的影院,当然有专门的放胶片的放映师,不过这已经不是大的趋势了。大的趋势是DVD,完全是按键就可以。

《文》:参加今年新人电影节有什么感想?
桥本:这次来北京参加2011年第四届新人电影节之前已经参加了全球20个电影节,但是我很难掌握这个电影节的主题核心在哪里,包括给其他导演见面交流的机会。如果主办方提供的场所和设备达不到要求,我也很愿意在电影节这样的场所多和中国以及其他国家的电影有关人士沟通聊天,很愿意做这些,哪怕决定不播放电影。

《文》:那您对中国观众有什么看法?
桥本:中国的观众对日本电影的感受是节奏慢、情节悲惨,其实日本观众也对中国电影有同样的感受,这可能和两个国家的发行渠道的限制性有关。

《文》:无论在中国还是国外都会有些独立电影因为涉及政治等敏感话题而不能走进院线,观众想看可能就会从网上下载或者买盗版光碟,像《脐带》这个片子如果观众想看只能从下载及盗版的方式观看,对此您有怎样的看法?此外在日本是否也会有一系列下载或者看盗版的观影方式?
桥本:如果《脐带》在不远的将来,中国出现盗版碟或者非法下载,虽然我不愿意出现这种结果,但这是无法阻止的。作为导演,我希望观众能走近影院看《脐带》,在日本也有些人特别是在乡村生活的老人和小孩子,附近没有影院只有蓝光DVD去看。比如很有名的绘画作品,如果只有在法国卢浮宫才能欣赏,观众能看到合法的仿制品,如果有人看了仿制品觉得很好他肯定想去看原作,如果一个观众在家看了DVD,他还想去影院看,这才是好电影。

《文》:请对新一代电影人说几句话吧?
桥本:劝他们最好不要进这个行业。如果很认真的替我考虑一辈子发展的话,我也在想着如何退。现在是信息社会,年轻人很容易接受大量的信息,无形中会受影响,会模仿,最好保持自己独特的东西,如果不能保持这一点的话,最好不要干这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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